柴树藩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重工业局局长、设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198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于1997年2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 岁。

　　

基本简介

　　柴树藩（1910.10.1－1997.2.13），又名述凡。山东潍县（今潍坊）人。1938年3月赴延安参加革命，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北公学关中分校校务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安东省贸易局副监委，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柴树藩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重工业局局长、设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一副部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198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顾问。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于1997年2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 岁。

有2子：柴永年、柴永广；2孙：柴震、柴昆。 　

人物历程

　　今年2月13日，是原六机部部长，中国船舶总公司董事长柴树藩同志逝世10周年。

柴树藩同志是我熟悉和景仰的老前辈。

今天，中国造船工业以雷霆万钧之势，崛起于中国的海岸和江河。无论从接单量、还是持单量，都已经超过日本，雄踞于世界造船业的老二，2006年的产量达1200万载重吨。面对这种充满希望的局面和良好的前景，我不由得发出感怀。我相信，当年六机部、上海交大的领导和许多干部职工，也会有同样的感怀，那就是为中国造船工业鞠躬尽瘁、恪尽职守、领导出色的老部长、老董事长柴树藩同志，为今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柴树藩同志生于1910年10月1日，此时，大清帝国已经灯残油尽。他是山东烟台一个码头工人的儿子。1858年中国与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屈辱地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烟台开放，成了国际商贸的码头，柴树藩同志的父亲和叔叔，就在码头上扛包做苦力。就是这码头，这船，为柴树藩带来了理想，他毕生为之奋斗：中国的出口贸易，有朝一日，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造船业，终将执世界牛耳。

柴树藩的父亲养育了四子一女，树藩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兄长，下有一弟一妹。沉重的劳动压垮了父亲的身体，他只能开个烧饼铺谋生，母亲心灵手巧，靠手工勾织以补贴家用。虽然全家人都没有文化，但在孔孟故里的山东，一家人竭尽全力把柴树藩送入私立的烟台养正小学。

柴树藩聪颖好学，坚毅刻苦，几乎年年成绩第一。家中油灯昏暗，他就在街灯下读书做作业。养正小学是企业家捐赞的现代学堂，课程设置合理，学风正派，它现在是烟台市的重点小学。

柴树藩的父亲因病早逝，家境骤然困难。一个哥哥被迫辍学，到码头扛大包以养家。柴树藩因学习优秀，以奖学金支撑到毕业，获养正小学第一名。他进入中学以后，倍加刻苦努力，中学毕业成绩也是全校第一。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曾结识了许多北京学者专家。他们中不少人来自山东潍坊。柴家祖籍也是潍坊，我不禁联想起山东纯朴苦读的学者志士，与江南水乡的秀才举人的学习环境完全不同，然而最终都成就了事业。

就在这个聪明的年轻人在学堂中编织他的梦想的时候，中国大地上风云际会。清王朝已寿终正寝，中国民国远未完成自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整合。袁世凯、曹锟、吴佩服、张作霖、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晋系阎钖山……渐露头角，又匆匆离去，孙中山描绘了中国蓝图，又告别了这张蓝图。还有一些仁人志士，希望能产业救国，教育图强。然而，说到底，未来的中国，政权上到底谁主沉浮？

此时的柴树藩，个人命运也处于彷徨之中。

柴树藩的传略作者顾建建写道：“中学毕业后，柴树藩进入烟台商业学校，肄业后在青岛一家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小职员工作，赚得微薄的薪水。为了养家尽责，柴树藩又北上哈尔滨，在一家德国人开办的银行工作。u2018九·一八u2019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东北三省。目睹国土沦丧，血气方刚的柴树藩不惜丢了来之不易的工作，回到家乡。

面对家徒四壁的旧屋和才到中年却已憔悴不堪的母亲，柴树藩在国恨之外，又添家忧。为了生计，他四处打零工，饱尝世间冷暖。此时的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读书考大学，圆一个大学梦，再谋一份较好的工作。他想方设法搞来课本和资料，准备投考大学。在温课复习之余，他还挤出时间，招徒授课，以贴补家用。

1933年，柴树藩带着一叠母亲烙的煎饼，只身赴京赶考。他一连报考了清华、燕京（即北大前身）两所大学，均得金榜题名。还来不及庆贺，接踵而至的学费问题却使他一筹莫展。平时打工，锱铢累积起来的一点钱，跟上大学的高额费用相比，只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他只得忍痛弃学。”

今天，北大、清华的天之骄子们，可曾想到：当年一位天赋较高的山东青年，仅仅因为缺少学费，就与他们的学府和学者教授之前程，失之交臂。

为谋生计，柴树藩又报考了税务专门学校上海浦东陆家嘴分校。该校有官办色彩，不收学费，包食宿，毕业生直接成为海关职员。因为就业有保证，当年考生达到2000人，包括一些大学毕业生，竞争非常激烈。柴树藩在录取的160人中，成绩名列第一。税校外勤班功课繁多，进度紧凑，从北国哈尔滨来到黄浦江畔的柴树藩本着一贯的刻苦精神，以平均90分以上的成绩毕业，冠盖全校，并创下了纪录。因为成绩好，他在上海海关实习时，工资高出其他同学一半。

1935年，柴树藩税校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海关工作。当时的天津海关由英国人把持，中国人只能干低级职务，受尽了气。日本侵占东北，威逼华北，明目张胆地在海上走私日货，当中国海关人员缉私干涉时，不仅忍气吞声，有时还丢了性命。一个虚弱的国家，怎么可能有严正的海关。柴树藩目睹帝国主义骄横的同时，也饱视了国民党政府和官员的腐败。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大举入侵华北，天津海关为日本人控制。柴树藩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决定奔赴延安，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前途，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

1938年3月，柴树藩克服重重困难，抵达延安，考入延北公学。同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陕北公学栒邑分校成立，柴树藩先后担任分校政治部秘书、校务部副部长、部长，后进入中共最重要的干部学校——延安马列学院。

1940年前后，柴树藩离开马列学院，先后在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和西北局边区研究室工作。这段期间，根据中央号召，西北局干部展开了大型调查研究活动，写出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其中，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合著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于1942年在延安出版，反响热烈，成为当时研究土地问题和经济工作的指导文件之一。该书可在互联网上查阅。

抗战时的延安，吸引、培训、锻炼了大批中国热血知识青年，使他们怀有建设新中国的知识、理论、理想和能力。贫瘠的陕北高原上的一小群中国人，具备着惊天动地的勇气和能量，只要假以时日，等他们释放出来时，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侧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中共中央决定抢占东北，大批山东华北部队日夜兼程赶赴东北，2万名干部也进入东北，开展政权工作。1945年9月17日，中朝边境城安东（现名丹东）解放，两个月后，安东海关正式办公，柴树藩任副关长，旧中国的海关职员成了新型的海关干部。

在激烈的东北解放战争中，国共占领区犬牙交错，互相拉锯。安东、鞍山等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柴树藩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南满分局辽东经建处副处长，几度进驻鞍山，接管鞍钢，努力工作，保护设备，恢复生产，他从中了解学习了大量的现代工业知识、现代制造技术、现代管理方法，特别是现代工业内部的结构和互相联系。在中共干部中具备现代工业知识的人员当时是非常缺乏的。1948年11月，柴树藩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处长，受陈云、王首道、陈郁、王鹤寿领导。1949年底，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当时，毛泽东已在苏联。中共领导人积极争取中苏友好和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援。柴树藩因为对工业、经济、数据熟悉，也在代表团中。他16年积累的丰富经济经验、金融知识、对现代工业的系统了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次中共领导访苏的主要收获就是达成了苏联经济军事援华项目的初步意向。在中方提出的援建项目中，以东北项目最多，中共决定依托东北的工业基础为新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框架。担任东北工业计划工作的柴树藩工作繁重，在提出项目、谈判和签约中作用很大。

从此之后，“项目”一词便流行中国经济界和工业界，直到今天，仍然频频上口。

1951年秋，柴树藩调北京，任中财委计划局综合处处长，受陈云领导，已经成为新中国统筹计划的重要干部。

1952年8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二次访苏，柴树藩是主要成员之一。他还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工作，由于他深知中国经济和工业家底，所以一五计划起草的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非常富于远见。周恩来访苏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本人交换了意见。9月，周恩来归国，代表团由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带队，继续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这就是著名的苏联援华工程156项。

156项工程对于中国工业和经济的重要性、基础性，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今天凡50岁以上在大中型国企工作过的干部工人，几乎无人不知156项工程。

156项工程是我国一五计划的核心项目。也是以后各个五年计划的成长发展基础。它包括国防军工、煤矿、石油、电力、重型机械、化工能源、建材、制药、仪器仪表、工具等。没有156项工程，根本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

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形成的最骨干的国家资本。它们培训、锻炼出几十万几百万的产业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队伍，没有这些骨干力量，哪会有今天中国经济繁荣的蓬勃局面。

上世纪70年代的5个年头，我曾在伟大的156项工程之一的某国防工厂工作，深切地感受到156项目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那时候，机床是156项目造的、钢材是156项目轧制的、工夹量具是156项目工厂生产的（上海量具厂和哈尔滨量具厂）、汽车是156项目的、飞机是156项目的、铁路机车是156项目的，发电的汽轮机和锅炉是156项目的，生病打针的青霉素是156项目的（华北制药）、石油设备是156项目的，化工和石化产品也是156项目的。除了上海、天津的轻业工产品外，但凡在中国有头有脸的工业品，都是156项目和由156项目衍生的。

至今很少有人在报纸上发问：156项目制定得多么好啊！它用不多的钱（也就20亿美元），精心选择的工业网络节点，竟然成为当时的6.5亿人，今天13亿人，在一个贫穷得难以思议的封建清王朝废墟上，建设起了伟大的现代工业基础。现在的年轻人别整天光顾着看电视电影上的宫廷戏、辫子戏、帝王戏、肥皂剧、随处可见的明星秀，请稍稍想一想新中国那些伟大聪明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建设者们，他们是怎样睿智地点石成金，艰苦奋斗，流血流汗，化腐朽为神奇，才让我们拥有了今天一切一切的坚实基础。

人该有点儿感恩精神。

在156项计划之中，柴树藩同志功不可没。

1952年，柴树藩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用自学的俄文，加上原有的英文底子，参考大量英文资料，编译出《苏联基本建设的设计、预算与计划》等3本书。当书稿刚出来时，陈云同志就批示赶快付印。后来，它们成为中国计划工作人员工作时的基本参考资料。

1952年底，柴树藩调国家计委，任副主任，主持落实156项工程。鞍钢也在156项工程中恢复生产，成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大哥大。

1958年的大跃进，冲击了有条不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受创深重，后世人们为之扼腕，当局者热情之余，也深感痛心。

1958年9月，国家建委成立，陈云任主任，柴树藩为副主任。建委在当时已经混乱的局面中，为确保重点工程建设，挽回重大损失，做了大量工作。1962年，柴树藩就南京长江大桥建设问题写了报告，呈周总理，毛泽东批复，一桥兴邦，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从此京沪铁路变通途，对中国华东的经济建设和交通运输承担了骨干作用。

大跃进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给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痛苦。今天80后的父辈们，几乎无一人能逃脱那命运的凶险打击。柴树藩同志忧心如焚，想方设法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尽可能解决当时的温饱问题。当周总理构想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并于1962年召开有关会议时，柴树藩上书李富春，建议考虑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制造化纤、化肥和石油裂解的设备，用技术，石油来解决穿衣和吃饭问题。

李富春向周总理转交了这封信，周总理非常重视，成立了化纤和化肥小组（后改为新技术领导小组），柴树藩任组长，钱之光（本博客对钱之光有详细报导）、李苏任副组长，研究进口成套化肥化纤设备。

当时，中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加上美国的全面封锁，国内外汇极度缺乏，引进技术和设备困难重重。然而，中国经济领导人迎难而进，想尽办法，在商言商，灵活处理。1963年6月，在柴树藩主持下，我国首先和日本签订了进口维尼纶设备的合同，1965年9月在北京建厂，一次投产成功，为上亿人解决了衣著问题。坚冰就此打破。从1962~1965年，我国同西方国家签约的项目有20余项，合同金额约3亿美元，包括石油裂解、烯烃分离、合成纤维（维尼纶、晴纶、丙纶等）、合成橡胶、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型化肥厂和全循环法尿素厂、丁醇辛醇厂、铂重整厂等。此外还引进了氧气顶吹炼钢设备、石油勘探和深井钻探设备、先进施工机械、先进金属矿山开采设备等。及至1966年底建成6项，大多数项目因为十年浩劫被耽搁，到70年代后期才完成。这些项目最后都由柴树藩审定，他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文革”开始，技术引进被迫中断，柴树藩痛心疾首。1969年，连他也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县“五七”干校。当地是黄泛区，非常贫困，柴树藩在劳动之余，又开始钻研土壤学、果树栽培学，并帮助当地人办起了编织厂、麻袋厂等五六个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面貌。西华人十分感激他，在柴树藩回京多年后，西华县政府还派人到柴家，邀请他再回去看看。柴树藩心里也一直记挂着西华人民，并关心着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问题。

1972年2月，周总理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批准了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和国家计委的报告。报告建议利用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西方国家进口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即石油化工厂）和一套 1.7米轧机等重大成套设备。这项计划共需外汇43亿美元，以后被称为“43方案”。4月，周总理将柴树藩调到外贸部参加“43方案”工作。从此，他当了6年的外贸部副部长。“43方案”所需的外汇来自于大庆油田的石油出口，中国终于有能力直接依靠原油出口换取外汇，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工农业生产的严重困局。

“43方案”的项目，自1973年以后陆续签约、执行。此外，周总理还批准从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引进斯贝涡扇喷气发动机制造技术；乘尼克松访华的时机，从美国引进了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还购买了一批美国大型客机。在李先念同志倡议下，周总理还批准交通部利用香港周转外汇购买外国二手船，几年之内形成了一支几百万载重吨的强大远洋船队。所有这些柴树藩参与的对外经贸活动，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43方案”是“文革”期间，利用大庆油田石油外汇，进行的一次精心设计的加强中国经济基础的西方成套设备引进工作。自从13套美国凯洛格公司合成氨和尿素设备（每套产能30万吨合成氨、50万吨尿素）相继建成以后，中国农业终于摆脱了困境，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中国人终于告别了饥饿。没有13套大化肥，根本不可能甩掉沿用了40多年的粮票，中国农民工根本不可能大举入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包括今天在地平线上所有的高楼大厦，都是梦想而已。

今天中国乙烯产量已超过日本，达到世界第二。这些大型乙烯装置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从此开始，中国化工和石化产业，在世界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化工和石化产业的过多引进，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在本博客文章“加油！中国化工产业”中已有简述。

至于罗尔斯·罗伊斯的斯贝发动机，它现在已经国产化，安装在中国空军“飞豹”歼击轰炸机上，巡弋在祖国蓝天。

1.7米轧机安装在武钢，其产品热轧钢板，是神龙富康轿车、东风卡车的标准外壳钢板。其冷轧硅钢片，用在大量中国电机和电力设备上。有了1.7米轧机的引进经验，才有了上海宝钢全套工厂引进的后来话，才产生了中国钢铁工业全面现代化。

关于“43方案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著述。我会在适当时候在博客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大地气象一新。1977年12月，柴树藩被任命为六机部部长、党组书记。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变动。以往，他总是以高级参谋的身份提出扭转乾坤的重大建议。现在，他终于得以指挥领导中国船舶工业，处在司令员的关键性指挥岗位上。

六机部和中国船舶工业，有了一位经验丰富，睿智而有谋略，富于勇气又长于战略设计的领导人，真是中国船舶产业的幸事。

由于世界航运萎缩，当时的国际造船业正处于一派萧条之中。1978年，世界造船产量下降到10年来的最低点。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美国、挪威、荷兰、瑞典的造船业订单下滑，均遭重创。一位日本造船专家写道：“整个世界的船台，都笼罩着黑沉沉的阴影”。

在十年动乱中，原来就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距离的中国船舶工业，重军不重民，生产结构不合理，技术落后，科研水平低，经济效益差。柴树藩上任后，广泛调查研究，到船厂摸清情况，几个月下来，他依据长年的工业计划和策划经验，心中已有了发展改革的方案。他专门请来的日本三菱重工（即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总经理古贺繁一参观中国船厂后直言：“中国目前使用的一些（造船）方法，世界上早就不用了，要赶快改。”

柴树藩和其他领导人经过调研，广泛听取了专家意见，提出改造现有船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专利，组织科研攻关，加强管理。他还设想请日本三菱对江南造船厂进行改造，请日立公司对大连船厂进行改造。

他既有长期计划，又有短期中期安排。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行动果断，处处抓到点子上。他家住百万庄，步行到月坛北街的部机关上班。他到任仅仅半年，六机部工作就大有起色。不久，邓 小平明确指示：我国造船工业应该打入国际市场，要有信心……船舶工业的最大问题是改造，要积极引进技术，这样搞起来就快了。

柴树藩是中共经济官员中非常有思想有办法的一位。他对六机部早已提前预热，邓 小平指示一下，六机部就风风火火行动起来。

当时船舶工业的困境是国内订单严重不足，国外订单一张没有。

1978年整个造船工业开工率不足40%，1979年的任务几乎为零。柴树藩和六机部其他领导先是争取交通部的订单。六机部向国务院打紧急报告，柴树藩还以个人名义给王震副总理写了两封信。

顾建建先生为柴树藩所作的传略中，关于这段充满挑战的困难时期，描述道：“陈云、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康世恩、薄一波等10余位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还专门组织召开了几次协调会。但由于造国内用船牵涉的面太广，六机部的造船质量又不高，六机部与交通部的合同迟迟未能签订。11月28日，柴树藩又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信中保证：u2018我们所造的船，其质量不低于世界标准。u2019这封信后来转给了胡耀邦总书记，他批注道：u2018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真正有志气，应大大表扬。u2019六机部终于得到了交通部的订单。

柴树藩认识到，要摆脱困境，仅靠国内市场是不行的，必须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抓住国际海运业和造船业短暂恢复的关键时期，背水一战，出口船舶，进军国际市场。

他首先从香港取得突破，并得到了邓 小平的积极支持。小平同志曾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次会见香港船王包 玉刚，亲自做他的工作。柴树藩大胆改革，在军工企业六机部成立了船舶贸易公司。终于同包玉刚、包玉星兄弟签订了6条出口船的协议。香港巨头李嘉诚、董建华等人也纷纷向我们订船。最终，我们以略低于日本的船价争得了第一批合计80万载重吨的出口船订单。柴树藩还同包玉刚就组建联营公司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商定，成立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合营资本5000万美元，其中中方为45%，外方为55%。在谈判的过程中，包玉刚对柴树藩的真诚、干练十分折服。他向柴树藩求字，柴树藩虽然觉得自己的字不好，但仍欣然挥毫，书写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包还要求柴树藩以个人名义给他写份担保书，保证按时保质保量交船。柴树藩丝毫不以为忤，照写如仪。”

1981年9月，大连造船厂为包氏兄弟造的第一艘2.7万吨散装货轮“长城”号下水，次年1月“长城”号严格按照英国劳氏船级社规范和日本质量标准交船。这是我国第一艘按国际标准造出销往国际市场的巨轮。“长城”号一出海，中国船舶工业的新纪元就开始了。当时，以私人身份担保的柴树藩高兴极了。

在今天，中国每年已出口几百艘船，上千万载重吨。出口一艘船已成为寻常事，然而当年，从一个军工产业部门，越过重重条条框框限制，走向世界市场，走向全球海洋，其领导人需要何等的想象力、灵活性、胆略、风险控制能力和政策把握能力。沿着别人开拓的航道航行是安全愉快的。然而后来者难道不该对那勇敢的先行者表达自己的敬意吗！

1982年，中央指示六机部进行体制改革，要求船舶工业创造经验。六机部与交通部部分企业合并，组建了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从一个政府机关变成一个企业性组织。柴树藩参与了总公司的筹备。他出任第一任董事长、党组书记。他遵循邓小平的指示，坚定不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增强造船能力，大量出口船舶，并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在国际考察中，柴树藩了解到中国和日本、韩国造船总吨位的巨大差距，是缺少一些30万吨以上，直到50~60万吨的船台和船坞。这些基础设施技术先进，然而投资巨大，收益巨大，没有大坞，造不了大船，也成不了世界造船强国。

选大坞，是新船舶总公司的重要任务。所幸在中国辽阔的海岸线上，有几处适合造大坞的地点，其中，大连香炉礁地区最合适。香炉礁位于大连的西北部，是一个难得的天然不冻港。几代造船人都想在香炉礁造大坞。上世纪80年代初，柴树藩请日本、英国、美国、挪威等造船强国的专家考察，确认香炉礁完全具备大型船厂的条件。他总结道：新区的规模要搞大，起步要高，以适应国际船舶市场的需要。现在的大连造船新厂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计划和建设的。

1983年10月，柴树藩亲自起草给国务院的香炉礁新区建大船厂报告。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可以也应当成为一个造船大国和一个船舶出口国”。这时间，距中国首条巨轮出口仅仅一年。一个73岁的老人竟然如此地“超前”。这种民族自信心真够眼下“前卫”的80后们学学了。他一步到位地指出：在新厂建20~30万吨的大坞。他算出了经济效益，规划了具体的步骤。这一切仿佛一只慧眼，从过去看到了未来。他申请国家拨款3亿元，在当时是惊天之数。但考虑到他参与提出的156项和43规划，这些钱的效益之大，就像一个杠杆，另一头是一个世界造船业的霸主。

顾建建先生写道：“造大船坞投资巨大，而船舶市场又不景气，很多人对此都持怀疑态度，甚至发出风言冷语，觉得他的胃口太大了，讥讽他好大喜功。一时间，和者甚寡。后来人们把香炉礁工程称为u2018柴树藩工程u2019，褒贬有之。但柴树藩坚信他的主张，为了让中国的船舶驶向世界，他不怕挨骂，甘愿冒风险。他几次三番给中央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写信、打报告，恳切陈辞，苦口婆心地劝说，感动了不少人。1984年10月，国家计委终于批准了香炉礁新区建30万吨船坞的扩建任务书。

香炉礁沸腾了。本着边建设、边投产的方针，第一期工程首先完善了10万吨级船台的配套设施，很快便形成生产能力，出口挪威的11.5万吨和11.8万吨穿梭油轮先后在这座船台降生，这两艘船的自动化程度很高，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在热火朝天的船台北侧，却还是一片荒凉，那是给30万吨大坞预留的位置。由于资金问题，大坞的建设又搁浅了。这时，柴树藩已经退居二线了，但他仍在为大坞奔忙。一次，国家计委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计划会议，事关一批重点项目的取舍。30万吨船坞是其中的一项。中船总公司的一些领导和来自香炉礁工地的几个工程师焦急地等着音讯，心里很不踏实。柴树藩又亲自出马，前去找计委及有关部委的领导，恳请他们给予支持，纳入计划。1988年国家计委批准，把日本“黑字还流”贷款的3400万美元，先拿来造大坞。”

大坞开工，柴老并未卸担。他不顾年老体衰，多次轻车简从，视察香炉礁工地。一旦发现问题，他虽然已不在领导岗位，仍然亲力亲为，协调各方解决。

1994年9月，大坞主体工程竣工。中国终于有了30万吨大油轮的制造基础。中国终于有资格在造船强国中平起平坐。后来，中国为伊朗造出了30万吨中转油轮。从吨位讲这一条船能抵上7、8条船了。

中国造船，在柴老富有远见的高明指挥之下，打好基础，插上双翅，创造了许多奇迹。到1997年，中国制造的巨轮，已经进入包括希腊、挪威、美国、英国等世界前8位的航海运输强国的商船队中。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海运船队中，都有中国船在航行。连日本、韩国这种造船“超强”，也定购了中国船。中国造船在连续10余年稳居老三之后，又勇夺老二。对于每个中国人和中国造船业人士，这是多么地风光！

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十分感慨地总结道：“船舶工业发展实际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改革开发取得成功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方面，确实柴树藩、安志文同志（后任中船领导）有很大功劳。过去认为船舶出口好像想都不可想的事情，现在真正出口比较好的还是船舶工业”。

中国造船业在国内外市场萧条的不利条件下，由于领导人高明的判断、灵活的协调、果断的决策，一支独秀地实现了出口船舶。利用出口，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能造更大、更复杂、更先进的船舶，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份额。

中国船舶的大规模出口，消耗了大量中厚钢板，拉高了中国现代化的钢铁工业企业产能和质量，它们不约而同地寻求进口铁矿砂（澳大利亚铁矿石球结团铁含量高，好炼，钢材质量高）。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已超过2亿吨，光运铁矿石就需要7~8万吨的矿砂船800艘左右。这逼升了运费，又促使船东对矿砂船下了更多的订单，到头来中国船厂接到了更多的订单，一派繁荣。

造出口船——拉动钢板——拉动铁矿石运输——拉动海运——增多造船订单。

它们构成了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日益增长的中国进出口贸易也需要大批海轮：集装箱船、滚装船（运汽车）、散货船、油轮、液化天然气船……整个全球造船业都受惠于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中国船厂当然也在其中。由于设计者的巧妙，中国造船业似乎不经意之间，就把身为一个大陆国家的中国，推向了海洋大国的地位。

反观苏联/俄罗斯，自从1700年彼得大帝在芬兰湾畔建起了首都彼得堡，一直寻找通向温水海洋之路，一直攻城掠地，希望既成为一个陆上强国，又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在苏联鼎盛时期的1953~1979年（即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以前的年代），26年里，坐拥世界最长的海岸线，世界最高的钢产量，世界上训练有素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只拿刚够生活的工资），却一门心思建造核动力导弹潜艇、核动力攻击型潜艇、直升机航母、巡洋舰和驱逐舰，大量的导弹快艇和常规动力潜艇，甚至出了一位伟大的海军统帅戈尔什科夫元帅，他的成就足以笑傲美国的马汉和德国的提尔匹茨。苏俄人一丝一毫都没有反思到民船和世界市场，更没有想到造船业技术和利润的关系。其结果，那些骄傲的军舰和潜艇，不是锈烂在新地岛和海参崴的锚地，就是被中国人买去当娱乐之城。

今天，俄罗斯距离它的世界海洋之梦越来越远；在中国画中很少能找到大海、三桅船、铁甲舰，中国却在不经意之间离称雄世界海洋只有一步之遥。历史就这样开着冷酷的玩笑。

更加有趣的是：那些曾经建造了世界一半商船和军舰的英格兰和美利坚的大船坞，现在却长满青草，乏人问津。美国自称统治世界海洋，却早已放弃了民船制造（因为工资太高，造船不如买船），用全国纳税人的钱，养活通用电船的康涅狄格州格罗顿核潜艇船坞，养活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的核动力航母船坞，养活密西西比州英格尔斯公司的水面舰艇船坞，养活缅因州巴恩钢铁公司的特种水面舰艇船坞。

结果不难推测，越养越贵，越贵就越要养。一艘1000吨级的隐形舰叫价10亿美元，比得上几架同样昂贵的F-22战斗机的价钱了。用这么昂贵的价钱，能供得起这个海上霸主吗？

热心教育、支持上海交大和部属院校

以下文章节录自顾建建先生的《柴树藩传略》

教育事业

柴树藩对教育事业极其重视。在为振兴船舶工业而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之时，他对教育也倾注了满腔热情，对六机部所属的各院校给予充分的关心，显示出他的深谋远虑、宽阔胸襟。在这方面，感慨最深、得益最多的莫过于上海交通大学。

1977年底，上海交大开始酝酿学校的改革大事。当时，学校隶属六机部，专业设置比较狭窄，有的专业硬冠上造船之名，致使毕业生的适应性太差，束缚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学校决定向上级提出更改隶属关系的请求。当时党委书记邓旭初等一行三人赴京向国防科工委反映情况，要求脱离六机部。1978年1月5日，邓旭初等去见柴树藩，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那时柴树藩刚正式上任不久，面对的问题千头万绪。但他仍抽出时间，耐心地听取了邓旭初等人的陈述，恳切地说：交通大学有东方麻省理工之称，应该发扬过去的优良办学传统，把它办好。上海交大虽然归六机部管理，但它是一所全国性重点大学，有什么问题，六机部会尽力解决。造船是上海交大的主要专业，理所当然首先要把它办好。但其他专业，只要国家需要，六机部也会积极支持。不能让专业面搞得过窄，更不必给专业名称都戴上“造船”的帽子。基础要打厚，适应性要增强，并要恢复理工结合。柴树藩还声明自己刚来当部长，情况还没搞清楚，但他明确表态，不同意上海交大离开。这大概是柴树藩第一次阐述他的办学思想，话虽不多，但却可以看出他对上海交大特点已经有了比较透彻的认识，也体现出他高人一筹的眼光和胸怀。上海交大随后的改革和发展也正实践了柴树藩的主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上海交大不留在六机部，如果没有柴树藩的有力支持，上海交大的改革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1978年，上海交大成立校务委员会，主管国际工业的王震副总理任主任，柴树藩任副主任。有了高层支持，交大的改革如火如荼，它不仅树立了原来理科院校的强势地位，还重建了管理学院，建立了一批跟踪赶超科学前沿的新学科：计算机、光纤通信、图像识别、系统工程，另外还建了音乐、美术、文学等社会科学艺术科系，这在当时教育界是开先河的。

一个以往以造船为主的大学，六机部领导下，由一位豁达明智的领导人支持，竟然摇身变成先进的多学科理文综合性大学，成为教育界的奇观。这让别的部属院校，羡慕得很。

1978年秋，上海交大组团访美，学校申请8万美元购买先进小型设备。这笔今天私人都能拿出的钱，当年却要请示王震。六机部当年囊中羞涩，然而柴树藩如数批复，结果交大用这笔买了4台王安电脑和一套光纤模拟设备，在高校中相当早就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和光纤通信专业。今天的交大早已是微电子设计制造的先进单位。

代表团归国后，从国外高技术状况出发，申请30万美元购买图像识别系统的设备，柴树藩又予以批准。后来他又拨款22万美元建立交大微机研究所，这在当时的高校中是很罕见的。

1980~1981年间，柴树藩利用他和包玉刚的私交，鼓励船王为上海交大捐款建图书馆，包玉刚捐款1000万美元为交大建了18层高的包兆龙图书馆。

一个考上清华、北大却因学费而上不起大学的青年，在他老年时却把一所著名的大学当成自己的孩子，倾心呵护，关怀备至，多么让人感动。

他人评价

柴树藩在大力推动民船出口的同时，对军舰制造一刻也没有放松。在他和后任的领导决策下，中国海军不断接收到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常规攻击潜艇、船坞登陆舰、卫星测控船和其它特种舰船，其中一些军舰已经出口国外。中国造船业为中国海军迈向蓝海，迈向大洋出了大力。以今天中国的造船能力和技术，造航空母舰也并非难事。

我曾经是国防工业部门的一位员工，我了解这个共和国工业的骄子。我也知道每一个“工业部门”发展时面临的困难和机遇。作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即航空工业部）企业的员工，三机部的工厂培训了我，三机部的院校教育了我，我心存感激。

然而，我想到的更多的是：中国航空工业应该如何发展？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关于这些，上世纪90年代，我曾专门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过论文，这些论文也曾在互联网上流传。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三机部没有一位柴树藩这样的领导。如果当年柴树藩调到三机部，那么今天的中国航空工业会是什么样？

我敢肯定：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

在中共现存的制度下，一位领导人利用他的空间和权力，能干出如此有声有色的伟大事业，能对千百万人发挥长时间的影响，柴树藩是做得非常出色的一位。

当我决定写这部传略时，我与柴老的女儿柴小林谈及柴树藩毕生的事业和最后的愿望。

柴小林告诉我：“父亲在最后的时刻，这样告诉我，假如不是文革和那些事件耽误了20年，我们做得一定不会比他们（我理解是西方国家）差。”

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呀！

这是真正共产党人的伟大气魄！

在造大船造大坞，打造设计科研队伍和高教力量的同时，柴树藩十分关注船舶主机的引进和研发。一开始，中国出口轮船使用外国造主机和配套的航海设备，有时辅机和电力设备也是进口的。在六机部和船总的努力下，中国引进瑞士苏尔寿、MAN等著名品牌的船用低速柴油机主机和技术专利，知识产权，不断完善国产化工艺设备技术，使我国造大型船用柴油机的能力大大提高。同时，船舶辅机、电力系统、科研、材料、水动力研究、信息化建设也不断缩小与世界的差距。

连我这样的航空工业出身的人，受到中国舰船系统大氛围的影响，也写了一辈子海洋科普、海战史和海上帝国史。真乃鬼使神差也。

1997年2月13日，柴树藩同志因肺癌去世，享年87岁。遵其遗嘱，他的家人将其骨灰撒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基地和大连造船新厂香炉礁海域。

人民对他的评价是：

他品德高尚，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刚直不阿，坚持真理；为人宽厚，作风正派，尊重人才，知人善任；善抓大事，勤奋好学，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对子女、家属和秘书要求严格，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我从小就知道这位“柴伯伯”。1981年从兰州调到北京后，常去他家，和他女儿柴小林很熟。6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发表。

然而，每每想起他的高尚人格，深谋远虑，领导艺术和高风亮节，热泪沾襟，难于自已。

一个贫穷的码头工人的孩子，当他走完一生时，竟然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我见过他，熟悉他，知道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因此就更显得了不起。

是什么东西帮助他成就伟业？

是他对自己潜力的充分理解和发挥；

是他对时代的深刻把握；

是他对中国的深刻认识；

是他对中国人民蕴藏潜能的洞察；

是他无私无畏和理性的勇气。

他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和思考。

今日写此文，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海洋事业前辈。

追记柴树藩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造船事业不断创新、飞跃发展的30年！

　　从1980年承接27000吨散货船的破冰之举，到1999年承接30万吨超大型油轮（VLCC）的初露锋芒；从在世界造船界名不见经传，到2007年新接订单位居世界第一，手持订单位居世界第二，船舶产量位居世界第三；五艘航天远洋测量船对“神舟七号”飞船进行海上接力测控，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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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船舶工业30年的发展成就，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的结果，是船舶工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不懈努力的结果。作为船舶工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原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长柴树藩做出过突出贡献。

　　30年前的中国造船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当时国内大量船厂订货大幅减少，生产任务不足、亏损严重；当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解决30多万造船职工吃饭问题和“关、停、并、转”的难题；第二大困难是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和长期国际封锁，我国船舶工业水平与西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设备陈旧、技术老化。1977年12月，柴树藩临危受命，出任当时的六机部部长，他勇挑重担，坚决落实邓小平同志“船舶工业要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的指示，为使中国造的船走出去，经过深入调研，打破思想的禁锢，争分夺秒、精心组织。为了打消境外船东对我造船业的顾虑和担心，赢得第一张订单，应香港船东包玉刚的要求，柴树藩破天荒地以个人名义签署了一份履约保证书。1980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一艘27000吨散货船出口合同，实现了零的突破。从此，中国船舶终于打入国际市场。船厂职工日夜拼搏，第一艘出口船按期交工，船东将它命名为“长城”号。

　　1979年，柴树藩考察日本和韩国的造船设施后十分感叹，“中国应该有自己真正的大坞，中国应该能够建造30万吨的大船！”回国后，柴树藩立即着手在大连筹建30万吨级大坞。由于“十年动乱”结束不久，国家百废待兴，资金极度匮乏。直到1986年，建造大坞的资金还未落实。柴树藩退居二线以后，仍然锲而不舍地四处奔波。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落实了国外贷款，解决了资金问题。大坞于1989年开工，1998年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被誉为“神州第一坞”，完成了中国造船人从上世纪60年代末就梦寐以求的夙愿。

　　为了提高造船技术水平，在柴树藩的力主下，1978年中国船舶开始大规模全面技术引进工作。柴油发动机是船舶动力系统的关键设备，是船舶的心脏，是船东十分关心的问题。早在1957年，我国就计划引进瑞士苏尔寿的船用低速柴油机，一直到1966年才得以签订了技术引进协议，但是“四人帮”却说这是卖国主义，并因此批斗迫害有关部委的领导干部，迫使外贸部门终止了合同。1978年，柴树藩主张重启与苏尔寿的合作。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仍有“左”的思想干扰。为解放思想，柴树藩做了大量耐心的思想工作，苦口婆心地说服大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不是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是要借助一切人类文明，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更快地发展自己。柴树藩力排众议，不仅恢复了与苏尔寿公司的合作，还引进了丹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一系列柴油机和其他关键设备的制造技术，使我国船用设备制造业迅速改变了面貌，跟上了世界的发展，至今仍使中国船舶工业受益无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鼓励中国船舶工业走向国际市场，作出从单一的面向国内、军工为主改为参与世界竞争、军民兼顾的指示，对中国船舶工业的管理体制创新提出了新要求。在深入研究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柴树藩提出成立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设想。这意味着作为国务院管理部门的原第六机械工业部将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国有企业。当时对于从政府的管理部门转变成为企业的经营者，很多人不习惯。但柴树藩坚持以科学论证为基础进行改革。他向中央建议，把行政部门改为企业性经济组织，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尝试，通过实践和探索，闯出一条新路子。1982年，原六机部所属全部企事业单位和交通部所属的修造船企事业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柴树藩出任董事长，中国船舶工业体制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1997年，按照柴树藩生前遗愿，他的骨灰撒向大海，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人列队为这位为国家经济建设和船舶工业发展贡献一生的老人送行。中国造船人将永远纪念他，中国的造船业也将发扬“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精神，坚持“改革开放、锐意进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再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