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生 (1909.10—1981.7)，安徽安庆人。擅长年画、水彩画。1929年师从丁云先学习绘画八个月，1931至38年从事工商美术。曾任广告公司美术设计员。1938年起开始月份牌年画创作。后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版出版社特约作者，上海美协年画组组长。

解放军开国少将

（1916—1998），1916年3月生，江西瑞金人。原名杨衍柱。1932年入团。1935年1月转党。
　　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队长、文书、班长，红1军团2师2团连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任八路军第115师5支队营教导员、股长。
　　1938年11月任35支队6团政委。1939年4月任东进纵队随营学校政委。
　　1940年2月任运河支队5团政委。
　　1943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7团政委兼团长。
　　1945年1月任第8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第野战军第1纵队1旅旅长。
　　1949年3月任2野第16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2月任陆军第16军参谋长兼贵州省遵义军分区司令员。
　　1950年12月入军事学院学习。
　
　1952年9月任陆军第16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6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第1副军长兼参谋长。
　　1955年9月任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56年3月起)。
　　1959年2月任陆军军长。1964年8月任旅大警备区政委、党委第1书记。
　　1968年5月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党委书记(1968年6月起)。
　　1968年9月任第2炮兵司令员、党委书记。
　　1969年5月－1980年5月任北京卫戍区政委、党委书记。
　　1971年3月－1979年11月任北京市委书记。
　　1968年10月－1976年10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1980年5月任旅大警备区第1政委、党委第1书记(1980年9月起)。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获2级八一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6、7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9－11届候补中央委员，12大代表。
　　1998年2月15日在北京逝世。　　

武警部队女少将

　　　　（1941—），女。1941年12月26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东西水村。原籍福建省长汀县。杨成武将军之女。
　　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1950年起先后在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北京女子第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读书。
　　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学习，196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炮兵部队某导弹部队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因父亲杨成武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她和全家人被长时间关押。
　　1974年担任第二炮兵部队司令部科技部参谋，主要从事导弹科研方面的有关工作。1983年调入武警部队工作，先后担任武警部队总部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党支部书记、政治部党委委员。
　　1991年担任武警部队司令部技术装备处处长（后由处改为部）、党支部书记。
　　1993年担任武警部队司令部技术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党支部书记。
　　1997年担任武警部队科技开发部主任、党支部书记。
　　1999年担任武警部队交通指挥部副主任、党委常委等职。
　　1996年07月11日被晋升为武警专业技术少将警衔，是中国武警部队组建以来第一位女将军。
　　1996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还曾担任国家科技奖励公安专业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警部队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警部队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等。
　　有《武警第一位女将军-杨俊生传》（刘亚洲，刘云著，245页，青岛出版社1999年07月出版），《共和国女将军》。

中国造船学会第一届理事长

　　　　（1890～1982）
　　杨俊生，江苏淮安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日本容文书院求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开始，即回国参加革命。
　　民国5年（1916年）又入东京帝国大学船舶工学科学习，民国9年毕业，任长崎三菱造船设计课工程师兼三菱工业学校教师。
　　民国13年回国。
　　民国15年10月在上海创办大中华造船机器厂，先后建造了“永安”、“长风”、“大达”等9艘长江客货轮和“天行号”破冰船，为宁、赣等地建造钢结构厂房、储油罐、油池闸门和铁路桥梁。
　　民国25年工厂改组为中华造船机器厂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担任厂长。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工厂被日军占领，职工解散，日军参谋长喜多诚一要他出任江南造船厂厂长，说他在日本留学，娶日本妻子，理应为日本效力。他严词拒绝：“日本的教育是忠君爱国，中国虽无君，国犹在，我爱她，如中国留日学生都当汉奸，岂不是日本教育的耻辱。”为表示决心，毅然拜静安寺住持持松法师为师，身披袈裟在家参禅读经。
　　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收回工厂，他满怀希望向国民党提出发展民族造船业的计划，但被束之高阁，仅在民国36年造一艘2000吨的“民俗轮”和一些小驳船。
　　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抽逃资金去海外，团结全厂职工多方筹措，维持工厂生产。兼任同济、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自编教材，将工厂作为学生实习场所，安排大批毕业生留厂工作。在上海恢复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时，被选为理事长，直到解放。上海解放几天后，他就找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重工业处，表示愿将工厂交给政府管理。积极支持军管会要求建造一批小型拖轮、驳船，装运粮食、燃料和工业原料的决定。拿出本厂图纸，借调技术人员，参加设计，承包制造。他还将黄金、美钞兑换给国家发展生产，购买公债，捐献飞机大炮。
　　1951年主动申请公私合营，1953年批准，继续担任厂长。经过20多年的发展，生产场地由原来的1.6万平方米发展到3.5万平方米，职工由原来的几百人发展到6000余人，成为全国九大船厂之一，是造船系统内由民族工业发展起来的最大的船厂，能制世界一流水平的船舶。
　　1953年、1954年先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被选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其他造船专家联合写提案，提出“凡国内能造的船，一律由国内建造”。他不顾自己已上花甲之年，坚持参加海上试航。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时已年近9旬，还学法语，关心中华造船厂生产。
　　1980年该厂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参加了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的试验。
　　1981年10月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他在《工人日报》上撰文说“抚今追昔，更体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著有《船舶力学计算》、《破冰船》等书，还亲自主持制订《中国钢船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