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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强:存在主义需要怎样去理解?

admin
2020/08/11 17:28:46

詼杚柦的回答:

存在主义又称生存主义,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这一名词最早由法国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马塞尔提出[8]。存在主义是一个很广泛的哲学流派,主要包括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类,它可以指任何以孤立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存在的人本主义学说。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公认的存在主义先驱为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其后还有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马丁·海德格尔、安德烈·马尔罗、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贝·加缪、西蒙娜·德·波伏瓦等哲学家。   存在主义文学家有弗兰茨·卡夫卡、让-保罗·萨特、安德烈·马尔罗、西蒙娜·德·波伏瓦、阿尔贝·加缪等。   存在主义在二战后约1945~1955年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学说[8],其后则逐渐冷淡,但它对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还在持续。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以前,在西方的存在主义者始终可以分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都大量使用一些相同语意的术语,他们共同描述了人生是不能被证明有什么永恒价值的、人生是不可能自行脱困的、是荒谬的、被抛弃的甚至是的场灾难。这一些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以加缪为一个极端突出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心志—他们决定接受现象世界中没有上帝存在的这个事实,选择做一个诚实而孤独的人,而不是陷入不知道究竟是人创造了造物主或反之的循环论证当中。   存在主义者对虚无根源的判断便是两派论者的差异所在,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延用了全部无神论存在主义者的说法,并提出结论说:正是因为人类离开了他们的造物主,所以才会陷入这种莫名的虚无感当中,人生的价值也因此只有在与造物主的联合当中才能体现出来。    有神论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神学)   存在主义神学有表现两种型态,第一种表现在强调形而上学(或称为本体论)的学说,该学说主张:上帝是落在现象世界以外的位格,并且人类的认知能力仅仅止于存在着的这个现象世界,换言之,上帝是人类不可能认识的对象──他永远不会成为人类认识活动的客体。这宇宙若有一位造物主,他就必定会是一位“永远的主体”,倘若上帝与受造物并存于这个世界并且沦为人类观察的对象,那么这一位就必然不是上帝。这一种存在主义神学有它明显的古希腊哲学渊源,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透过奥古斯都影响基督教而完成的教父时期神学。   第二种存在主义神学的表现在于强调我们应该同情“生而为人”这种无可施为之处境上。简单说这就是经祁克果与尼采再提出以后影响欧洲哲学的存在主义之精神内容。   虽然这些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基调都是从人离开造物主以后的虚无感出发,论述人要如何得到救赎、找回完整的自己或是达到一种精神的升华—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神学内容也就此南辕北辙、分道扬镳了。存在主义神学家几乎多是基要真理的反对者,而他们也没有成为一个严谨的论述集团、提出过什么缜密的体系来。存在主义神学家对“原罪”、“教仪”跟“是否整本《圣经》都是由圣灵所启示的?”等等的问题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弹性,可以说他们只特别关心在 神正论这一系列的问题上──甚至在这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也因为有本体论的这把保护伞而显得相当滑头,存在主义神学也因此是个不容易界定其内涵的学说。另外,基于 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类处境的关怀,换言之,它的内容也与人文主义多所重复,故而在探讨 神学时使用人文主义视野的 神学家也会被看做是本派论者。这点不可不细察。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以下内容等待相关人士补充) [编辑本段]十九世纪   克尔恺郭尔与尼采      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被公认为是最早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们提出了存在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虽然两者都不以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命名自己的学说,有时甚至很难判定他们在作品中对二十世真正的存在主义究竟持什么态度[1]。   他们专注于人的处境(human experience)而不是数学或逻辑学的真实,他们认为后者并没有个人经历真实。他们像帕斯卡尔(Pascal)一样,对人在意识上与无意义宇宙的对立进行了研究。不同的是,帕斯卡尔并不认为人的自由意志(free choices)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克尔恺郭尔和尼采(尤其是尼采)却把人的意志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1][2]。   克尔恺郭尔的“信心的跳跃”和尼采的“超人学说”都明确界定了“人的自然存在(nature of their own existence)”和“人的本质”的区别。同时,二者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极端怀疑主义(nihilism)都有深远的影响[2][4],弗洛伊德还肯定了克尔恺郭尔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所作出的贡献[1][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与卡夫卡(Kafka)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的《地下组织的记录》(Notes from Underground)讲述了关于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男人的故事,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不满,并决定创造自己的本质。事实上,这可以被认为是“存在先于本质”在文学上的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许多小说,比如《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还有《克拉马佐夫兄弟》都中肯地表述了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可以被称为“有神论的存在主义(Christian Existentialism)”在文学作品中,他既批判社会,又宣扬了皈依基督教,屈从忍让的思想,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摇摆不定,常常为俄国反动势力利用[5][1]。   卡夫卡是奥匈帝国的文学天才,他的一生短暂而平实,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作品中,卡夫卡流露出对荒诞世界的不满,无奈等多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开二十世纪荒诞文学之先河。   在作品《城堡》中,卡夫卡描述了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城堡近在眼前,公民K到死都无法进入,没人知道K为什么要进入城堡,可K却为了进入城堡四处求人,K只是一个农民,却被城堡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土地测量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他的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至今吸引大批文学爱好者研究,甚至形成了和“红学”齐名的“卡夫卡学”[6]。 [编辑本段]二十世纪早期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哲学界涌现出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大多独立工作,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受克尔恺郭尔、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   西班牙哲学家Miguel de Unamuno y Jugo在其1913年的著作《人类的悲剧意识与民族国家》(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in Men and Nations)强调了生命的“肉体与本质”(flesh and bone),反对抽象的理性主义以及其他关怀个人信仰的体系哲学。他强调人要保持一种“悲剧意识”(a sense of the tragic)和对宇宙荒谬性的探索,他以塞万提斯所著《堂吉柯德》的主人公堂吉柯德,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象征。   另一位西班牙语思想家Ortega y Gasset在1914年出书,认为人的存在,只能被精确定义为孤立个人的存在,他对立于客观世界。他说:“我是我自己和我的境遇”(西班牙语Yo soy yo y mi circunstancia)[1]。   德国哲学家Martin Buber在柏林大学( the Universities of Berlin)完成了他的哲学著作,他在著作中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   海德格尔于1927年在E.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刊布了其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这部书成为存在主义源出于现象学派的象征性著作。海德格尔在该书的开头就引了柏拉图的这段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现在我们却茫然失措了。”他说柏拉图当时指出人人都熟悉的“存在”的意思其实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解决,而他就是要来重新提出并解决这个“存在的意义的问题”[7]。   二十世纪早期的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还包括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Lev Shestov )和俄国的Nikolai Berdyaev [编辑本段]第二次世纪大战后   让-保罗·萨特   二战是继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之后降临的又一次致命的灾难。一场荒谬的战争使数千万生灵涂炭,单法国就丧失了57万人。万恶的法西斯给人们心灵上造成了严重的、难以平复的创伤。严峻的现实教育了萨特这一代追求自由与进步的知识分子。   在二战爆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是远离政治的,他对其好友尼赞加入法国共产党,投身政治并不以为然。对于“介入”、“行动”这些以后在他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的设想,那时,他甚至不参加大选,他早期的作品也都偏重于现象学和心理分析,二战刚开始时,他还是以一种相当抽象的,知识分子式的方式去经历即将来临的灾难。但,随着法国的沦陷,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不再满足于用一种现象学的方法认识世界,而是强烈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要实践他的哲学思想[8]。   萨特在战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一边,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立场十分鲜明:反对这场荒谬的战争,反对法西斯的暴行。他于1939年9月在洛林地区应征入伍,从军途中,他大量阅读克尔恺郭尔与海德格尔的书,写下大量读书札记(这些札记后来以《怪诞战争日记》为名于1983年出版)。不久,萨特被德军俘获,关入德军特莱福第十二集中营。   集中营里的生活给萨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与其他囚犯的共同生活中,他逐渐形成了“社会集团理论”和“他人就是地狱”等重要思想[8]。   1941年,萨特以伪造的证明获释,秋天,萨特出版了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关于自由的激进观点,更是号召人们勇敢地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中。待至1945年,存在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界的主流思想[8]。    阿尔贝·加缪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幼年丧父,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在亲友的资助和半工半读中念完大学并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希特勒上台后,加缪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并一度加入法共,后退党。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戒严》(1948)和《正义》(1949)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1947)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有《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鼠疫》等 莫里斯·梅洛-庞蒂    庞蒂系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年毕业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萨特为同学,1930年获得哲学教师的学衔。   先在沙特尔教书,再返回巴黎高师任导师。1945年,凭《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两部重要著作获得博士学位。   1945至48年,在里昂大学讲授哲学。1949至52年,在索尔本大学   讲授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从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兰西学院任哲学教授,为历来最年轻担任该职者。   1945年10月萨特等人创立《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庞蒂从创刊至1952年12月,担任该杂志的政治版编辑。死于心脏停搏,享年53岁 [编辑本段]主要哲学命题   人的实在   1.他人的存在   “我们的身体——其特性即本质上是被他人认识的:我认识的东西就是他人的身体,而我关于我的身体所知道的主要东西来自他人认识它的方式。”(存在与虚无第289页)我的身体就把我推向了他人的存在和我的“为他的存在”。这是研究人与存在关系中不能不注意到的我的存在的新结构。   萨特首先批评了实在论以及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有关他人的思想。实在论把他人看作是实在的物,是思想实体。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没有脱离唯我论,仍然没有脱离人与他人的认识关系。黑格尔比胡塞尔进步(虽然从生平年代他先于胡塞尔),他的“主奴关系”已经明确“我在我的存在中是依赖于他人的”。但是萨特认为他还是犯了认识论和形式上的乐观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到别人的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海德格尔在萨特看来,虽然提出了“存在”的关系,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共在”,这还是一种抽象的关系,还是类似于康德的主体的抽象的本体论基础。   而萨特认为他的他人的思想是从存在出发的。他把他人与自为的存在的关系视作存在与存在的关系,而不是认识的关系。他人的存在造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世界分裂,这样“意识的多样性”就造成了冲突和纷乱。而他人和我发生关系是通过“注视”,我在他人的“注视”下,我会感到自身的异化,我变成了为他的存在,但我却永远不能化归于他人,反之亦然。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永存的。如果拘于他人的注视,过于注重别人的评论,那就会成为别人的受害者,他人就是地狱。这说明改变自己的行为、打碎他人注视的威胁去争取自身的解放是多么重要。   2.身体   身体在萨特那里是紧密相关于“他人”的思想,是从存在论出发的。他的出发点是身体和心中的心都不是知识性的,不是理性抽象的功能。我对我的身体永远不能有一种对象的认识,它只有在“为他人”时才能成为对象,成为一个“为他的存在”。存在论的身体三维是:我使我的身体存在,我的身体被他人认识和使用,他人对我表现为我对其而言是对象的主体。这样的身体三维的描述确定了他人与我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3.与他人的具体关系   萨特以人对他人的“性”态度作为基本模式,具体地阐述了我与他人关系的类型。因为萨特认为性的态度是与他人关系的基本原始的行为,其中包含着“他人的存在”的原始偶然性和自为的“人为性”的原始偶然性。而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复杂性都是这些原始行为的多样化。   对待他人的第一种态度是:爱情、语言和受虐色情狂。萨特认为爱情是一种意识活动,因为爱情远远不止是纯粹肉体的占有的情欲,所以很难成功和满足,我和他人都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爱情就是冲突。而受虐色情狂这种极端的态度就是要谋划使自己被他人吞并,并且在主观性中消失以便使我摆脱我自己的主观性。这种态度最终归于失败。   对待他人的第二种态度: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作为这种态度的极端性虐待狂要求的是一种非相互性的关系,要充当一个自由的占有的权利的存在,把他的对象完全当作一种工具,用痛苦来显现这个对象的肉体。这种态度和第一种态度一样是归于失败的。   有关对待他人的具体态度的例证,中心的一点就是要说明自为与自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自为与另一个自为发生关系时,要么就是甘心成为对方的客体,要么就是反过来注视别人的注视,进行反抗。但无论哪一种态度,都不能真正把两个自为化为一体,既不能完全被对方占有,也不能完全占有对方,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和谐的“共在”,而是“冲突”。   为了使我与他人的关系的理论更加完善,萨特进一步提出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是我与他人关系中的某种特殊的经验,是在特殊情况下,在“为他人的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他人的存在先于并建立了与他人的共在。萨特认为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经验:在第三者注视下,我与他人发生关系时的“对象一我们’,以及在一些个人的集体活动或集体劳动中形成的“主体一我们’。这两种经验之间没有任何对称性,前者揭示的是人的实在的存在一维,是对“为他的存在”的原始体验和单纯的多样化。而后者是在社会历史的世界中个体所实现的心理学的体验,只是一个纯粹的主观经历。所以“我们”的经验,尽管是实在的,却无法改变我与他人之间关系是“冲突”的结论。人的实在无法摆脱这两难境地:或超越别人或被别人超越。意识问的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而是“冲突”,这是自为的宿命。 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法语: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首见于萨特所著的《存在与虚无》。他的意思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却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因为一个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9]。   存在主义否认神或其它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的存在。萨特反对任何人生中“阻逆”的因素,因为它们缩小人的自由选择的余地[9]。    他人就是地狱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了解,而且,存在着一种相争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世界上必须同其他人打交道,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是“麻烦”和“烦恼”,同其他的人相处,必将产生无限的烦恼,他或者与其他人合谋,或者赞成他人,或者反对他人[7]。   萨特认为:由于人都是自由的,人人呢都试图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而就把他人当作对象来对待。萨特著名的《禁闭》就表现了任何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剧中有三人死后同居于象征为地狱的密室中,其中加尔森是逃兵、埃斯泰勒是杀婴犯,离不开男人,追求加尔森的伊奈斯是同性恋者。这三个人之间相互的存在对别人都是一种痛苦,这是他人就是地狱这一命题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8]。在萨特看来,他人乃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不同于物,他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对我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是自由的物体。在他的“目光下”,他可能把我变成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只能有两种途径:或者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 [编辑本段]后世影响   对哲学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   (以下内容等待相关人士补充)   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的孤独性、虚无性及不确定性的强调,从不同的方面,如批判现代性、解构主体性、颠覆客观性等,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来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下内容等待相关人士补充)    对艺术的影响   参见词条“荒诞派”   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尤其是对荒谬性的深刻解析,对荒诞派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   卡夫卡是荒诞文学的代表。他的《审判》、《城堡》、《变形记》、《地洞》等可以说是荒诞小说的代表。 30 、 40 年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以文学来宣传“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是荒诞的”这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创作出了《恶心》、《局外人》等一批著名荒诞作品。   戏剧   存在主义对戏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荒诞剧上。荒诞派戏剧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和超现实主义等流派文学观念及表现手法,并加以融会,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应该说荒诞派戏剧与萨特、加谬为首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内容的总体倾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荒诞派戏剧选择了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是他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戏剧流派存在的主要原因。   荒诞戏剧(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在世界戏剧史上有辉煌的历史。代表性作家有贝克特 (Samuel Beckett),代表作包括《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秃头舞女(La cantatrice chauve) 等,通过看似荒诞怪异的处境和人物,嘲弄及批评现存的人际关系及社会价值观[10]。   受二战影响,荒诞戏剧很多时候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现实,它注重人类的孤独、隔膜、绝望等生存困境的思考;世界对人类而言,是冷酷的、不可理解的;荒诞剧作家对人生的荒谬性,表达强烈的反感和尖刻的讽刺,这是当时有良知的文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10]。   一般而言,荒诞剧缺乏具体的情节,整个舞台就是荒谬世界的缩影,除了展现人存在的荒谬性,同时也试图展现人类自由意志的价值,主张人可以在荒谬世界中寻找出路[10]。   荒诞剧关注人的本体,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创作上一反传统,将戏剧上不可缺少的环境,人物全部抛弃,用最直白的语言,最平凡的事件,最简单的情节,表现最真实的生活,揭示最深刻的人生哲理[10]。   荒诞剧在艺术表现上有如下特点   ①反对戏剧传统,抛弃结构,剧情逻辑的连贯性;对话常出现单调重复,甚至没有传统的剧情,人有时自言自语,显示人生的空虚无聊,滑稽和残酷;   ②通常用象征、暗喻的方法表达主题;   ③缺乏时间感,人物没有因剧情发展而改变,也没有传统戏剧应有的结局,剧中人物无目的地存在;   ④以喜剧形式,来表严肃的悲剧主题,因此有时也被称为“黑色喜剧”(black comedy),令人觉得比悲剧更绝望,更具嘲弄性[10]

詼杚柦的回答:

存在主义又称生存主义,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这一名词最早由法国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马塞尔提出[8]。存在主义是一个很广泛的哲学流派,主要包括有神论的存在主义、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类,它可以指任何以孤立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存在的人本主义学说。存在主义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公认的存在主义先驱为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其后还有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马丁·海德格尔、安德烈·马尔罗、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贝·加缪、西蒙娜·德·波伏瓦等哲学家。   存在主义文学家有弗兰茨·卡夫卡、让-保罗·萨特、安德烈·马尔罗、西蒙娜·德·波伏瓦、阿尔贝·加缪等。   存在主义在二战后约1945~1955年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学说[8],其后则逐渐冷淡,但它对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还在持续。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以前,在西方的存在主义者始终可以分为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都大量使用一些相同语意的术语,他们共同描述了人生是不能被证明有什么永恒价值的、人生是不可能自行脱困的、是荒谬的、被抛弃的甚至是的场灾难。这一些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以加缪为一个极端突出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心志—他们决定接受现象世界中没有上帝存在的这个事实,选择做一个诚实而孤独的人,而不是陷入不知道究竟是人创造了造物主或反之的循环论证当中。   存在主义者对虚无根源的判断便是两派论者的差异所在,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延用了全部无神论存在主义者的说法,并提出结论说:正是因为人类离开了他们的造物主,所以才会陷入这种莫名的虚无感当中,人生的价值也因此只有在与造物主的联合当中才能体现出来。    有神论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神学)   存在主义神学有表现两种型态,第一种表现在强调形而上学(或称为本体论)的学说,该学说主张:上帝是落在现象世界以外的位格,并且人类的认知能力仅仅止于存在着的这个现象世界,换言之,上帝是人类不可能认识的对象──他永远不会成为人类认识活动的客体。这宇宙若有一位造物主,他就必定会是一位“永远的主体”,倘若上帝与受造物并存于这个世界并且沦为人类观察的对象,那么这一位就必然不是上帝。这一种存在主义神学有它明显的古希腊哲学渊源,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透过奥古斯都影响基督教而完成的教父时期神学。   第二种存在主义神学的表现在于强调我们应该同情“生而为人”这种无可施为之处境上。简单说这就是经祁克果与尼采再提出以后影响欧洲哲学的存在主义之精神内容。   虽然这些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基调都是从人离开造物主以后的虚无感出发,论述人要如何得到救赎、找回完整的自己或是达到一种精神的升华—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神学内容也就此南辕北辙、分道扬镳了。存在主义神学家几乎多是基要真理的反对者,而他们也没有成为一个严谨的论述集团、提出过什么缜密的体系来。存在主义神学家对“原罪”、“教仪”跟“是否整本《圣经》都是由圣灵所启示的?”等等的问题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弹性,可以说他们只特别关心在 神正论这一系列的问题上──甚至在这一个重要的问题上也因为有本体论的这把保护伞而显得相当滑头,存在主义神学也因此是个不容易界定其内涵的学说。另外,基于 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类处境的关怀,换言之,它的内容也与人文主义多所重复,故而在探讨 神学时使用人文主义视野的 神学家也会被看做是本派论者。这点不可不细察。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以下内容等待相关人士补充) [编辑本段]十九世纪   克尔恺郭尔与尼采      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被公认为是最早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们提出了存在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虽然两者都不以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命名自己的学说,有时甚至很难判定他们在作品中对二十世真正的存在主义究竟持什么态度[1]。   他们专注于人的处境(human experience)而不是数学或逻辑学的真实,他们认为后者并没有个人经历真实。他们像帕斯卡尔(Pascal)一样,对人在意识上与无意义宇宙的对立进行了研究。不同的是,帕斯卡尔并不认为人的自由意志(free choices)有什么特别的价值,但克尔恺郭尔和尼采(尤其是尼采)却把人的意志当作一种至高无上的信仰[1][2]。   克尔恺郭尔的“信心的跳跃”和尼采的“超人学说”都明确界定了“人的自然存在(nature of their own existence)”和“人的本质”的区别。同时,二者的思想对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极端怀疑主义(nihilism)都有深远的影响[2][4],弗洛伊德还肯定了克尔恺郭尔对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所作出的贡献[1][3]。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卡夫卡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与卡夫卡(Kafka)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的《地下组织的记录》(Notes from Underground)讲述了关于一个无法融入社会的男人的故事,他对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份不满,并决定创造自己的本质。事实上,这可以被认为是“存在先于本质”在文学上的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许多小说,比如《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还有《克拉马佐夫兄弟》都中肯地表述了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可以被称为“有神论的存在主义(Christian Existentialism)”在文学作品中,他既批判社会,又宣扬了皈依基督教,屈从忍让的思想,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摇摆不定,常常为俄国反动势力利用[5][1]。   卡夫卡是奥匈帝国的文学天才,他的一生短暂而平实,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小说作品,作品中,卡夫卡流露出对荒诞世界的不满,无奈等多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开二十世纪荒诞文学之先河。   在作品《城堡》中,卡夫卡描述了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城堡近在眼前,公民K到死都无法进入,没人知道K为什么要进入城堡,可K却为了进入城堡四处求人,K只是一个农民,却被城堡莫名其妙地任命为土地测量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他的作品蕴含着深刻的寓意,至今吸引大批文学爱好者研究,甚至形成了和“红学”齐名的“卡夫卡学”[6]。 [编辑本段]二十世纪早期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哲学界涌现出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大多独立工作,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受克尔恺郭尔、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   西班牙哲学家Miguel de Unamuno y Jugo在其1913年的著作《人类的悲剧意识与民族国家》(The Tragic Sense of Life in Men and Nations)强调了生命的“肉体与本质”(flesh and bone),反对抽象的理性主义以及其他关怀个人信仰的体系哲学。他强调人要保持一种“悲剧意识”(a sense of the tragic)和对宇宙荒谬性的探索,他以塞万提斯所著《堂吉柯德》的主人公堂吉柯德,作为自己人生哲学的象征。   另一位西班牙语思想家Ortega y Gasset在1914年出书,认为人的存在,只能被精确定义为孤立个人的存在,他对立于客观世界。他说:“我是我自己和我的境遇”(西班牙语Yo soy yo y mi circunstancia)[1]。   德国哲学家Martin Buber在柏林大学( the Universities of Berlin)完成了他的哲学著作,他在著作中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   海德格尔于1927年在E.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刊布了其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这部书成为存在主义源出于现象学派的象征性著作。海德格尔在该书的开头就引了柏拉图的这段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现在我们却茫然失措了。”他说柏拉图当时指出人人都熟悉的“存在”的意思其实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解决,而他就是要来重新提出并解决这个“存在的意义的问题”[7]。   二十世纪早期的其他存在主义哲学家还包括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Lev Shestov )和俄国的Nikolai Berdyaev [编辑本段]第二次世纪大战后   让-保罗·萨特   二战是继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之后降临的又一次致命的灾难。一场荒谬的战争使数千万生灵涂炭,单法国就丧失了57万人。万恶的法西斯给人们心灵上造成了严重的、难以平复的创伤。严峻的现实教育了萨特这一代追求自由与进步的知识分子。   在二战爆发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是远离政治的,他对其好友尼赞加入法国共产党,投身政治并不以为然。对于“介入”、“行动”这些以后在他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的设想,那时,他甚至不参加大选,他早期的作品也都偏重于现象学和心理分析,二战刚开始时,他还是以一种相当抽象的,知识分子式的方式去经历即将来临的灾难。但,随着法国的沦陷,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不再满足于用一种现象学的方法认识世界,而是强烈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也就是要实践他的哲学思想[8]。   萨特在战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一边,积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立场十分鲜明:反对这场荒谬的战争,反对法西斯的暴行。他于1939年9月在洛林地区应征入伍,从军途中,他大量阅读克尔恺郭尔与海德格尔的书,写下大量读书札记(这些札记后来以《怪诞战争日记》为名于1983年出版)。不久,萨特被德军俘获,关入德军特莱福第十二集中营。   集中营里的生活给萨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与其他囚犯的共同生活中,他逐渐形成了“社会集团理论”和“他人就是地狱”等重要思想[8]。   1941年,萨特以伪造的证明获释,秋天,萨特出版了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关于自由的激进观点,更是号召人们勇敢地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中。待至1945年,存在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哲学界的主流思想[8]。    阿尔贝·加缪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作家。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幼年丧父,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在亲友的资助和半工半读中念完大学并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希特勒上台后,加缪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并一度加入法共,后退党。1944年法国解放,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   加缪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戏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剧本有《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戒严》(1948)和《正义》(1949)等。除了剧本,加缪还写了许多著名的小说。中篇小说《局外人》不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诞小说的代表作。该作与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的神话》,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长篇小说《鼠疫》(1947)曾获法国批评奖,它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在西方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   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之后,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这时人们才发现,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加缪的创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保持传统的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他的“小说从严都是形象的哲学”,蕴含着哲学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艺术家的强烈激情。在短暂的创作生涯中,他赢得了远远超过前辈的荣誉。他的哲学及其文学作品对后期的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影响很大。评论家认为加缪的作品体现了适应工业时代要求的新人道主义精神。萨特说他在一个把现实主义当作金牛膜拜的时代里,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有《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鼠疫》等 莫里斯·梅洛-庞蒂    庞蒂系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年毕业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萨特为同学,1930年获得哲学教师的学衔。   先在沙特尔教书,再返回巴黎高师任导师。1945年,凭《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两部重要著作获得博士学位。   1945至48年,在里昂大学讲授哲学。1949至52年,在索尔本大学   讲授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从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兰西学院任哲学教授,为历来最年轻担任该职者。   1945年10月萨特等人创立《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庞蒂从创刊至1952年12月,担任该杂志的政治版编辑。死于心脏停搏,享年53岁 [编辑本段]主要哲学命题   人的实在   1.他人的存在   “我们的身体——其特性即本质上是被他人认识的:我认识的东西就是他人的身体,而我关于我的身体所知道的主要东西来自他人认识它的方式。”(存在与虚无第289页)我的身体就把我推向了他人的存在和我的“为他的存在”。这是研究人与存在关系中不能不注意到的我的存在的新结构。   萨特首先批评了实在论以及胡塞尔、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有关他人的思想。实在论把他人看作是实在的物,是思想实体。胡塞尔的先验自我没有脱离唯我论,仍然没有脱离人与他人的认识关系。黑格尔比胡塞尔进步(虽然从生平年代他先于胡塞尔),他的“主奴关系”已经明确“我在我的存在中是依赖于他人的”。但是萨特认为他还是犯了认识论和形式上的乐观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到别人的内在性的存在本身的超越性。海德格尔在萨特看来,虽然提出了“存在”的关系,但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共在”,这还是一种抽象的关系,还是类似于康德的主体的抽象的本体论基础。   而萨特认为他的他人的思想是从存在出发的。他把他人与自为的存在的关系视作存在与存在的关系,而不是认识的关系。他人的存在造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世界分裂,这样“意识的多样性”就造成了冲突和纷乱。而他人和我发生关系是通过“注视”,我在他人的“注视”下,我会感到自身的异化,我变成了为他的存在,但我却永远不能化归于他人,反之亦然。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永存的。如果拘于他人的注视,过于注重别人的评论,那就会成为别人的受害者,他人就是地狱。这说明改变自己的行为、打碎他人注视的威胁去争取自身的解放是多么重要。   2.身体   身体在萨特那里是紧密相关于“他人”的思想,是从存在论出发的。他的出发点是身体和心中的心都不是知识性的,不是理性抽象的功能。我对我的身体永远不能有一种对象的认识,它只有在“为他人”时才能成为对象,成为一个“为他的存在”。存在论的身体三维是:我使我的身体存在,我的身体被他人认识和使用,他人对我表现为我对其而言是对象的主体。这样的身体三维的描述确定了他人与我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3.与他人的具体关系   萨特以人对他人的“性”态度作为基本模式,具体地阐述了我与他人关系的类型。因为萨特认为性的态度是与他人关系的基本原始的行为,其中包含着“他人的存在”的原始偶然性和自为的“人为性”的原始偶然性。而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复杂性都是这些原始行为的多样化。   对待他人的第一种态度是:爱情、语言和受虐色情狂。萨特认为爱情是一种意识活动,因为爱情远远不止是纯粹肉体的占有的情欲,所以很难成功和满足,我和他人都是自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爱情就是冲突。而受虐色情狂这种极端的态度就是要谋划使自己被他人吞并,并且在主观性中消失以便使我摆脱我自己的主观性。这种态度最终归于失败。   对待他人的第二种态度: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作为这种态度的极端性虐待狂要求的是一种非相互性的关系,要充当一个自由的占有的权利的存在,把他的对象完全当作一种工具,用痛苦来显现这个对象的肉体。这种态度和第一种态度一样是归于失败的。   有关对待他人的具体态度的例证,中心的一点就是要说明自为与自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自为与另一个自为发生关系时,要么就是甘心成为对方的客体,要么就是反过来注视别人的注视,进行反抗。但无论哪一种态度,都不能真正把两个自为化为一体,既不能完全被对方占有,也不能完全占有对方,我与他人的关系不是和谐的“共在”,而是“冲突”。   为了使我与他人的关系的理论更加完善,萨特进一步提出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是我与他人关系中的某种特殊的经验,是在特殊情况下,在“为他人的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他人的存在先于并建立了与他人的共在。萨特认为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我们”的经验:在第三者注视下,我与他人发生关系时的“对象一我们’,以及在一些个人的集体活动或集体劳动中形成的“主体一我们’。这两种经验之间没有任何对称性,前者揭示的是人的实在的存在一维,是对“为他的存在”的原始体验和单纯的多样化。而后者是在社会历史的世界中个体所实现的心理学的体验,只是一个纯粹的主观经历。所以“我们”的经验,尽管是实在的,却无法改变我与他人之间关系是“冲突”的结论。人的实在无法摆脱这两难境地:或超越别人或被别人超越。意识问的关系的本质不是“共在”,而是“冲突”,这是自为的宿命。 存在先于本质   “存在先于本质”(法语: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首见于萨特所著的《存在与虚无》。他的意思是说,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却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因为一个人是由他的行动来定义的[9]。   存在主义否认神或其它任何预先定义的规则的存在。萨特反对任何人生中“阻逆”的因素,因为它们缩小人的自由选择的余地[9]。    他人就是地狱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了解,而且,存在着一种相争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一个人在世界上必须同其他人打交道,他和其他人的关系是“麻烦”和“烦恼”,同其他的人相处,必将产生无限的烦恼,他或者与其他人合谋,或者赞成他人,或者反对他人[7]。   萨特认为:由于人都是自由的,人人呢都试图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而就把他人当作对象来对待。萨特著名的《禁闭》就表现了任何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剧中有三人死后同居于象征为地狱的密室中,其中加尔森是逃兵、埃斯泰勒是杀婴犯,离不开男人,追求加尔森的伊奈斯是同性恋者。这三个人之间相互的存在对别人都是一种痛苦,这是他人就是地狱这一命题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8]。在萨特看来,他人乃是一个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不同于物,他不但存在着,而且还对我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是自由的物体。在他的“目光下”,他可能把我变成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从他人的目光或他人的地狱中解脱出来,只能有两种途径:或者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物,或者使他人做自己的物,去操纵他人。 [编辑本段]后世影响   对哲学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   (以下内容等待相关人士补充)   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的孤独性、虚无性及不确定性的强调,从不同的方面,如批判现代性、解构主体性、颠覆客观性等,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来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   (以下内容等待相关人士补充)    对艺术的影响   参见词条“荒诞派”   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尤其是对荒谬性的深刻解析,对荒诞派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   卡夫卡是荒诞文学的代表。他的《审判》、《城堡》、《变形记》、《地洞》等可以说是荒诞小说的代表。 30 、 40 年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兴起,萨特、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以文学来宣传“世界是荒诞的”、“人的存在是荒诞的”这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创作出了《恶心》、《局外人》等一批著名荒诞作品。   戏剧   存在主义对戏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荒诞剧上。荒诞派戏剧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和超现实主义等流派文学观念及表现手法,并加以融会,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应该说荒诞派戏剧与萨特、加谬为首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内容的总体倾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的是荒诞派戏剧选择了独特的表现形式,这是他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戏剧流派存在的主要原因。   荒诞戏剧(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在世界戏剧史上有辉煌的历史。代表性作家有贝克特 (Samuel Beckett),代表作包括《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秃头舞女(La cantatrice chauve) 等,通过看似荒诞怪异的处境和人物,嘲弄及批评现存的人际关系及社会价值观[10]。   受二战影响,荒诞戏剧很多时候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现实,它注重人类的孤独、隔膜、绝望等生存困境的思考;世界对人类而言,是冷酷的、不可理解的;荒诞剧作家对人生的荒谬性,表达强烈的反感和尖刻的讽刺,这是当时有良知的文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10]。   一般而言,荒诞剧缺乏具体的情节,整个舞台就是荒谬世界的缩影,除了展现人存在的荒谬性,同时也试图展现人类自由意志的价值,主张人可以在荒谬世界中寻找出路[10]。   荒诞剧关注人的本体,人的生存环境,以及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创作上一反传统,将戏剧上不可缺少的环境,人物全部抛弃,用最直白的语言,最平凡的事件,最简单的情节,表现最真实的生活,揭示最深刻的人生哲理[10]。   荒诞剧在艺术表现上有如下特点   ①反对戏剧传统,抛弃结构,剧情逻辑的连贯性;对话常出现单调重复,甚至没有传统的剧情,人有时自言自语,显示人生的空虚无聊,滑稽和残酷;   ②通常用象征、暗喻的方法表达主题;   ③缺乏时间感,人物没有因剧情发展而改变,也没有传统戏剧应有的结局,剧中人物无目的地存在;   ④以喜剧形式,来表严肃的悲剧主题,因此有时也被称为“黑色喜剧”(black comedy),令人觉得比悲剧更绝望,更具嘲弄性[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