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

中国蒙古贵族出身的清军大将。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博尔济吉特氏。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道光五年(1825)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

中国蒙古贵族出身的清军大将。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人﹐博尔济吉特氏。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道光五年(1825)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咸丰三年(1853)秋﹐太平天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北伐军二三万人突入直隶(约今河北)。九月九日﹐清帝特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部署抵御。他率京营兵出驻涿州(今河北涿县)。太平军进抵天津﹐屯据静海﹑独流。钦差大臣胜保所部当前敌﹐僧格林沁移军王庆坨守二线。四年正月﹐太平军在饥寒中南撤。他率部追击。太平军据守连镇﹐又分兵至高唐。他在连镇周围挖壕筑墙﹐长期围困。至五年正月﹐太平军已极度饥疲﹐清军始攻入连镇﹐俘林凤祥。继移军高唐接替胜保。高唐李开芳部太平军走冯官屯﹐僧格林沁仍筑墙包围﹐并引运河水倒灌﹐俘李开芳。北伐的太平军遂完全败没。他以功进亲王﹐并世袭罔替。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加强大沽口海防工事。九年五月﹐挫败来犯的英法舰队﹐毁伤敌艇10艘﹐歼敌500余名。翌年夏﹐英法联军1.7万人入侵。他不守北塘﹐敌乘隙由此登陆﹐迎战不利﹐大沽和天津失守。八月﹐又败于京东张家湾﹑八里桥﹐北京失陷。冬﹐僧格林沁复奉命南下镇压山东﹑安徽各地捻军等抗清武装。同治二年(1863)﹐攻占捻军根据地雉河集(今安徽涡阳)﹐杀捻军领袖张乐行。捻军被迫流动作战。他穷追之于豫﹑鄂各地﹐至四年四月﹐追至山东菏泽县境﹐在高楼寨之战中被捻军围斩。

僧格林沁 - 重要战役

1860英法联军与僧格林沁之战

发生时间: 1860年

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失陷后，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八里桥一带，准备与英、法联军进行野。8月24日，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城。8月31日，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向英、法侵略者谈判乞和。9月7日，当谈判破裂后，联军决计进犯北京。

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带的军事部署是，由他统率马、步兵17000人，驻扎在张家湾至八里桥一线，扼守通州至京师广渠门的大道。又命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蒙古马队4000人防守八里桥；另有1000名察哈尔蒙古马队由总管那马善统带，防守马驹桥东南之采育，以防敌军从马头西进，绕道进犯京师；直隶提督成保率绿营兵4000人防守通州。副都统胜保率京营5000人驻守齐化门以东至定福庄一带，作为声援僧格林沁和护卫京师的后备部队。僧格林沁统率清军共计达30000人，其中蒙古马队共近10000人。9月18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自天津北犯，是日中午，自河西逼近张家湾附近，并向张家湾的清军驻地发炮攻击。僧格林沁所部守军早已严阵以待，杀伤敌军众多。英、法联军为抵御彪悍的蒙古马队，以数百支康格列夫火箭齐射悍不畏死的蒙古勇士，蒙古骑兵马匹惊骇回奔，冲动后面的步队，导致阵势混乱，纷纷后退。在清军失利的形势下，僧格林沁立即率部退"入八里桥，以扼赴京道路，随后，英法联军一举占领了张家湾和通州城。

通州僧格林沁所部退守八里桥后，他和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1万名满、蒙马队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八里桥东距通州八里，西距京城三十里，是由通州入北京城的咽喉要地。清军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9月21日凌晨4时，由骑兵在前开路向八里桥方向推进。上午7时，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直接指挥的英军。南路担负着主攻八里桥的重任，是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法国人孟托班担任总指挥。八里桥之战打响后，清军马队即按原定部署立即由正面冲上前去。他们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敌。由于火枪装备有限，就手持长矛、弓箭，凭着一腔热血迎击敌人，企图冲乱和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一部分骑兵冲至离敌人四五十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冲到敌人的指挥部附近。激战1小时，毙伤数百敌人。但清军马队遭到据壕作战的联军步兵密集火力的阻击和敌炮榴霰弹的轰击而大量伤亡，战马因受惊而横冲直闯，几近不能成军，被迫在敌人火力的逼使下退却下来。随后，南路的法军主力第2旅将大量的炮弹倾泻在八里桥上之后，给胜保部沉重打击，所部亡惨重。当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士兵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敌军展开了血刃战。后因胜保中弹受伤退下战阵，遂率军退至定福庄。当战斗打响以后，僧格林沁才知晓，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僧格林沁在胜保部与南路敌人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南路敌人，歼灭敌人主力。由于胜保所部溃败，僧格林沁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遂与西路英军展开英勇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僧部对抗，一部分向于家围进攻，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分兵无术，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但他仍然"骑着马站在前面，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八里桥之战，从早上7时打到12时，战斗十分激烈。其中，蒙古骑兵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多次冲向敌军阵营进行英勇的战斗。敌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做了详细的描述：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是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我们。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然而还打是不过人数较少欧洲人，这也的确是事实。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象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这时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僧格林沁作为清军的统帅，以英勇顽强抵抗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奋力指挥全军作战，最后在八里桥上决战的时刻，挺身而出，骑着马站在桥中央督战。德里松伯爵的《翻译官手记》中这样写到，敌人已经两次被打退，却还没有认输，正准备横下一条心来争夺通道。……中国人现在可不是躲在城墙的后面或由工事掩护着来进行战斗，他们现在已挺身而出。在那里，皇帝的鞑靼禁卫军，帝国军队的精华正聚集在首都的大门口。在桥的正中央，冒着枪林弹雨，他们的一位官长骑着马站在前面；他挥舞着黄旗表示挑战，尽管隆隆的炮声盖过一切，可是他还在高声呼喊着。在这位英勇的官长的周围，桥栏的大理石块四散飞舞，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然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现在，运河的两边和桥上已堆满了被可怕的杀伤弄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桥头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象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此刻，敌人已告全面撤退，而且战场上，全军精锐亲自所保卫的那座桥也业已堆满尸体，然而这个鞑靼人尽管已孑然一身，却仍挺立在那里，可能正在传达僧王的最后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孟托班将军情不自禁地说，在我看来，这个人确有过人之勇。有几个士兵冲向前去，想把他活捉。而在这时候，好像为了使我们有时间能把这英勇身影留在脑海里而有半小时没去碰他的炮弹，却正打中了他，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如此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代表性地表现出了中国各族军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 此次战役是关系到北京安危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役虽遭失败，但以蒙古骑兵为先锋的中国军队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抵抗外国侵略者的英雄业迹将是永不泯灭的。

战斗历时4个多小时，清军伤亡2万多人，英法联军损失一说数百，一说一千余，一说12人！！

僧格林沁 - 人物生平

幼年，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12岁时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道光五年(1825年)，僧格林沁被选定为索特纳木多布斋郡王嗣子，承袭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御前行走，赏戴三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年)，赏用朱缰。道光九年(1829年)，赏穿黄马褂。同年二月，命管上虞备用处事。九月，命管火器营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授御前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九月，为后扈大臣。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谙达(督领侍)管虎枪营事。七月，命总理行营。十二月，为阅兵大臣。道光十六年(1836年)，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道光十七年(1837年)，赏用黄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五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道光三十年(1850年)，为镶黄旗蒙古都统。九月，命往密云县剿匪，授左翼监督。十二月，道光皇帝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四团正龙补服并准予穿用。道光皇帝驾崩时，僧格林沁为顾命大臣之一。

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曾请旨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斗争。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逮捕佃农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下狱。主持道光帝梓宫迁葬，恭谨从事，赏加三级。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受命督办京城巡防，任参赞大臣。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僧格林沁受命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扑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蒙古诸王劲旅出京。九月，设防紫荆关。十月，在天津南王庆坨与北伐军开战。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到连镇一带。咸丰帝赐僧格林沁“博多罗巴图鲁”称号。咸丰四年(1854年)，又在连镇大败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咸丰帝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赏朝珠一盘、四团龙补褂一件。四月，诏世袭罔替，俸银加倍。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祥及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坚决要求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倾全国之粮食，整顿军队，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去。但因主和派占上风，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咸丰九年(1859年)，咸丰帝命僧格林沁至天津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僧格林沁吸取第一次大沽口战役失败的教训，积极筹建大沽海口和双港的防御工事，整肃军队，做好反侵略的各项准备。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布尔布隆率领所谓换约舰队从上海沿水路北上。舰队由一艘巡洋舰和13只炮艇组成，行至天津大沽口时，藐视中国军队的设防，不听中国军队的劝阻和警告，明目张胆地闯入大沽口，激起了中国官兵的极大愤慨。僧格林沁下达坚决反击入侵者的战斗命令，督军力战，击毁英军战舰3艘，使英军死伤464人，英海军司令贺布受重伤。相持数日，敌舰撤走。这次大沽口保卫战，是自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廷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奖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对此事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天津，僧格林沁兵败退驻通州。咸丰帝下令拔去僧格林沁三眼花翎，削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镶蓝旗满洲都统职。继而再战，又败于张家港、八里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毁。主和派大臣埋怨僧格林沁触怒了洋人。咸丰帝革去僧格林沁郡王爵仍留钦差大臣职。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直隶、山东及河间府一带捻军四起。清廷恢复僧格林沁郡王爵，命其率一万余清军赴山东与捻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根据僧格林沁的奏请，其哲里木盟长职由达尔罕亲王索特那木彭苏克补授。同治元年(1862年)，赏还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不久诏世袭罔替。朝廷授权僧格林沁节制调遣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和五省提供的兵力多次打败捻军，在鄂东霍山黑石流收降捻军十几万人，并打散十几万人，清军也损失惨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诱至山东曹州（今山东荷泽地区）高楼寨，随后陷入重围。5月18日晚，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曹州西北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士兵杀死在麦田，终年55岁。 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清政府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禧亲临祭奠，赐谥号“忠”，配享太庙，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并绘像紫光阁。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祠堂庙一座供奉僧王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并绘像紫光阁。1865年7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乡公主陵村）。

僧格林沁 - 名人故居

僧格林沁王府——炒豆胡同73、75、77号

炒豆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一条胡同。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交道口南大街和南锣鼓巷，长400多米。此处明代称“炒豆儿胡同”，清宣统时称“炒豆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称“交道口南九条”，“文化大革命”中改称“大跃进路头条”，1979年复称“炒豆胡同”。炒豆胡同73、75、77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南北贯通炒豆胡同与板厂胡同，原为僧格林沁王府，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炒豆胡同73、75、77号后院均被隔成独立院落，门朝北开，门牌分别为板厂胡同30、32、34号。以上院落共有房屋200多间。　

《燕都丛考》载:“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在安定门内炒豆胡同。科尔沁郡王索特那木多布齐尚仁宗三女庄敬公主，追封亲王街，其子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咸丰时以剿贼功，食双亲王俸，谥曰忠，配享太庙。今王伯彦讷谟祜嗣府为忠王所建，非公主赐第也。”据此可知，此府之所以称“僧王府”，是因为第一代府主是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死后，其长子伯彦讷谟祜袭爵，此府遂称“伯王府”。伯彦讷谟祜死后，因其长子那尔苏早死，故由其长孙阿穆尔灵圭袭爵，此府又称“阿王府”。确切地讲，此府应称“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因为“博多勒噶台亲王”是世袭罔替的。　　

僧格林沁承袭科尔沁郡王，因军功加封亲王、食双俸。因此，僧王府最初只是一般的郡王府，其规模和规制远不能与后来几乎占了整条胡同的“世袭罔替”的亲王府相比，后来的僧王府是累年扩建改建而成的。

清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认买后，进行改建，与西部的原府连在一起，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组成的王府。其中东所除正院四进外，还有东院四进。东所的大门被改建成五脊六兽三开间的府门，以符合亲王府制；王府的正殿仍在中所正院。　

胡同南侧有一座大照壁正对府门，府门两旁有上马石，上马石旁有一对雕石矗灯；府门里两厢置兵器架，后器架上插着两排“阿虎枪”①，面阔五间的腰厅和垂花门、后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连，院内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游廊、花厅、亭、台等建筑。正殿台阶五层，举架高大，有脊兽；每间面阔一丈有余，进深超过两丈；殿内用“金砖”②墁地，墙上挂着一幅僧格林沁头戴秋帽、身穿“巴图鲁”③鹿皮坎肩的油画像。

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曾任清廷銮仪卫大臣，清廷退位后又曾任民国的国会议员，家道日趋衰落。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僧王府”。该府西部成为温泉中学，中部卖给了朱姓人家，东部除留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一座显赫的王府未及百年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1954年，煤炭部买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为宿舍。　

僧格林沁(1811—1865)，成吉思汗的胞弟哈撒尔的第26代孙。清末著名将领。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曾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咸丰三年(1853年)，任参赞大臣，率所部骑兵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咸丰五年(1855年)，因擒杀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咸丰皇帝颁诏:“僧格林沁进封亲王，世袭罔替。”咸丰十年(1860年)，抗击英法联军，失守大沽、天津。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在山东、河南、安徽对捻军作战，同治四年(1865年)，被赖文光、张宗禹率领的捻军在山东曹州(今山东省菏泽市)高楼寨附近的吴家店围歼斩首，其所部骑兵亦全军覆没。

僧格林沁死后，谥曰“忠”，配飨太庙，并绘像紫光阁，其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并赏“博多勒噶台”王号。光绪年间，清廷在今地安门东大街路北为僧格林沁立专祠，名“显忠祠”，春秋致祭。　

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将八旗制度变为纯粹的军事组织，八旗子弟，尽佥为兵，“以清语、骑射为务”，实行世袭兵役制。乾隆皇帝曾说:“朕常躬率八旗臣仆，行围较猎，时以学习国语，练习骑射，操练技勇，谆切训诲，此欲率由旧章，以传奕祀，永绵福祚。”简言之，为大清江山千秋万代计，满文不能失传，兵权不能旁落。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八旗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了，幸好还有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尚称劲旅，能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相提并论。　

僧格林沁一死，清廷从此丧失了满蒙八旗的劲旅，军权渐次落入湘军、淮军手中，清廷能不震掉？！从这个意义上讲，僧格林沁确是一位清末标志性的人物。

注:
①阿虎枪，长矛的一种。
②金砖，澄泥黑光面的大方砖。
③巴图鲁，满语，意为勇士。

僧格林沁 - 僧格林沁之死

先看敌人的舰队。那是一只由一艘巡洋舰和13艘炮艇组成的换约舰队，不足以发动全面战争。再看敌人的态度。洋人执意要自己选择登陆地点，而不遵从僧格林沁的从北塘登陆并不准携带兵器上岸的命令。作为战胜国，洋人自认为其傲慢是有道理的。在政治上他们这么做我们管不着，但是，他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竟然蔑视八旗兵骑士们的勇气。
　　
咸丰帝和僧格林沁在这方面是憋足了气的。事实上， 他们并不承认上次的失败，《天津条约》只是当时的退兵之计，洋人还当真了。所以，只要洋人不守规矩，就伏击之。郭嵩焘在僧格林沁幕府，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1859年6月25日上午，洋人执意挑衅，伏击战开始了。僧格林沁奏称：“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形，实难容恕……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向苇地藏伏， 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僧格林沁取得了中外交战2 0 年来未曾有过的辉煌战果： 虽然历史记载在数量上有出入，但是大体上是打沉敌舰五只，打伤六只，打死打伤英法联军数百人。他们的司令也负重伤。我军仅阵亡3 2 人， 含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
　　
“上申国威，下抒民望” ， 这是骑士的理想， 它捍卫了武者的荣誉。但是，由此导致了更为猛烈的洋人入侵。于是，当时就有郭嵩焘等提出了疑义。书生郭嵩焘说：“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 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 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
　　
僧格林沁和咸丰的御敌卫国行为招致更大规模的侵略。这应该是大沽口之战的恰当定位。作为当权者， 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决策。只是那随后到来的2 5 0 0 0 人并173艘英法联合舰队，超过了僧王们的抵抗实力，这是决策者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既然来了，那就再战！因为僧格林沁还活着。
　　　
如果死在八里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60年8月1日的第二波入侵，英法联军选择了前次僧格林沁给他们规定的北塘路线。有备而来的侵略者凭借强大的火力和先进的战术，夺取了津门海防。直隶提督乐善战死于大沽口北炮台。
　　
连侵略者也不得不哀叹，“ 鞑靼人， 帝国的最好的军队还想抵抗并寸土不让地保卫领土”。“鞑靼守军打得非常积极，非常勇敢，甚至在法军深入炮台内部后，他们还继续进行抵抗”，“在炮台内找到了……成千具鞑靼人的尸体”。
　　
这次僧格林沁一败于津门。他成了咸丰的替罪羊， 被“ 夺三眼花翎，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万名步兵， 退守通州张家湾—— 八里桥一线，准备再战。奈何上头见形势不对，执意议和。初，议和破裂，联军紧逼北京。怡亲王载垣等到僧格林沁军驻地通州与英法谈判。经过四天的反复辩论，在中国方面几乎完全接受了联军代表巴夏礼等人提出的条件后，谈判碰到了中方坚持的体制问题：英国人提出进京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
　　
中国当时礼制所限， 洋人必须按照贡使模式进京并须向皇帝跪拜。巴夏礼执意不肯：“ 我非中国之臣， 怎能解袍跪拜？” 清廷乃训令：“必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许可。”对方坚持不让步。
　　
巴夏礼此人早就为清政府记恨。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即是此人导演。继叶名琛（被英军俘虏后自杀于印度加尔各答）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经上奏咸丰帝说：“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所以，咸丰帝一定记得这个侵略头子。这回送上门来，看尔如何逃脱！
　　
所以，在通州谈判前的9月14日，咸丰皇帝在给钦差大臣载垣的谕旨中，明确地表示：“ 巴夏礼、威妥玛等系（ 该夷） 谋主， 闻明常亦暗随在内， 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等，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于是有了载垣令僧格林沁扣留巴夏礼一行3 9 人的事件发生。事后载垣就有奏折说：“ 该夷巴夏礼能善用兵， 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但人质外交并未收到效果。巴夏礼并非统帅， 夷兵的战斗力也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象。清政府的计划全盘皆输。

英法联军发起进攻。僧格林沁败于张家湾，向八里桥撤退。
　　
9月21日，僧格林沁再败于八里桥。八里桥在通惠河上，扼京东咽喉要道。
　　
此役， 僧格林沁率本部马队穿插冲杀于敌南路与西路之间， 抗击英法联军。旋因联军西路一部抄袭僧格林沁军后路，僧格林沁遂撤队而逃。洋人记录了战争的惨烈：“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顶住了使之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且看僧格林沁的旗手以光辉形象谱写的晚清骑士最后的挽歌：“桥口站着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鞑靼人，他看起来像是总司令的旗手。他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大黄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子弹、炮弹在他的周围呼呼作响，飞啸而过，而他却依然镇静不动。”最终“霰弹把他击倒在地，于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随着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它的痉挛的手……”
　　
次日， 咸丰携皇太子、两宫皇后、肃顺等大臣从圆明园启銮到热河作“木兰秋狝”，逃跑了。一个烂摊子交给了他的六弟恭亲王奕訢。　

僧格林沁被夺爵、职，只留钦差大臣一职。蒙古主力丧失殆尽。10月6日，圆明园被焚。此后，巴夏礼等八人被归还，英法联军代表多人被报复性杀害。　

僧格林沁 - 晚清骑士的最后愤怒

难道武人没有愤怒的权利吗？
　　
僧王面临的鲁莽行为和正当性的难题，已经被人炒作了多年。但是，这是一个伪命题。即鲁莽行为和行为的正当性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鲁莽是手段问题，正当性是合法的目的问题。见敌人来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击之而快慰人心。因为规则是强国定的，那么弱国为何要遵守？即便圆明园因此被烧，即便招致列强更大的要求，但是，如果不打这一仗，长期来看，一定就能保住那些利益吗？民族之气节有时又不能以利益得失去衡量。何况一个骑士，他的使命就是见到敌人就杀。问题不出在作为武人的僧王，而在晚清专制的体制。
　　
对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诱击换约的敌人，和由此导致的更大规模的侵略，有学者精辟地论道：这里涉及一个具体问题：对于已经签订了的不平等条约该不该遵守？中国过去盛时所提倡的示天下以“信”的立国之道是否还适用？揆情度理，既然不平等条约是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那么这一条约就是当时力量对比的记录。更何况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军事强弱之势，而是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自图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例如僧格林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之役，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对于僧氏之举，从郭嵩焘到曾国藩都曾强烈反对，曾国藩甚至认为他闯下这么大祸“义当杀身以谢天下”。但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僧格林沁气不忿打了洋人都被认为是爱国义举，虽败犹荣，而郭、曾的见解则有提倡媚外降敌之嫌。问题在于审时度势，靠这种突然袭击、甚至辱其使臣的做法能否推翻刚刚签订的条约？谁的主张更能保护人民的利益，避免更大的损失？如果不从意气出发而以理智的负责的态度考虑，答案应该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