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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

2020-1-16 15:4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 评论: 0

摘要: 袁仲一,1932年11月生,1963年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研究员。1964年至今在陕西从事考古挖掘与研究工作。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现任该馆名誉馆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 ...

袁仲一,1932年11月生,1963年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研究员。1964年至今在陕西从事考古挖掘与研究工作。曾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现任该馆名誉馆长、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陕西省考古学会副会长、秦俑学研究会会长等职。自1974年以来,长期致力于秦始皇陵园及兵马俑坑的工作。著有《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挖掘报告(1974-1984)》(合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秦兵马俑》、《秦兵马俑坑》、《秦代陶文》、《秦文字类编》、《秦文字通假集释》等书。

基本内容

人物简介

  袁仲一,男,汉族,1932年11月生, 江苏省 铜山县人。中共党员。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兵马俑 博物馆馆长。现任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陕西考古学会副会长,陕西省 司马迁研究会会长,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陕西省秦俑学研究会会长和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1998年10月被 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被尊称为“ 秦俑之父”。

人物生平

  袁仲一出身贫寒家庭。1946年考入铜山县简易师范学习。1950年考入徐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徐州市小学任教。由于工作认真,曾被评为徐州市模范教师。1956年7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0年7月又考入该校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史学家 吴泽和束世潋先生。1963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开始他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比较感兴趣,也参加过挖掘唐墓,发表过几篇有关金文和唐墓方面的论文。此后,便转入了对秦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园的勘探、发掘研究工作。从1974年至今的29年间,他一直在这一领域孜孜以求,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上个世纪70年代由他主持参与对秦始皇陵进行勘探和试掘,发现了一号、二号、三号兵马俑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种青铜器4万余件,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80年,他主持发掘铜车马坑,出土的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是继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引起世界轰动的重大考古发现。另外,在秦始皇陵的勘探调查工作中,也获得一系列重大的发现。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坑)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他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编著的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至1984)))(与人合作,担任主编、主笔)、《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兵马俑坑》、《秦陵铜车马发掘报告》、《秦代陶文》、《秦文字类编》、《秦通假文字集释》等1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秦俑学研究》、《秦文化论丛》两套丛书计10余本。其中《秦代陶文))1989年被评为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和《秦陵二号铜车马》等书,先后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多年来,他对秦俑、秦始皇陵、秦代陶文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个人的见解,被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引用。1988年5月,他调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兼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改任名誉馆长。在考古发掘方面,他坚持现场发掘与保护、研究相结合,并把多媒体现代化技术运用到考古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二号坑1999年被评为全国田野考古发掘一等奖,是建国以来被授予的第一个一等奖。在任秦兵马俑博物馆馆长期间,他与馆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认真抓博物馆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经过几代秦俑人的共同努力,已在一片庄稼地上建成了一座世界著名的大型遗址博物馆,接待国内外观众五千多万人次,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袁仲一先后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并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到英、美、德、意、日、埃及等国和台湾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或讲学。

  1974年,因发掘兵马俑被尊称为“ 秦俑之父”。他的名字与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紧紧连在一起……

辉煌人生

  纵论秦俑“发现人”:袁仲一的新辉煌 秦俑博物馆原馆长袁仲一先生----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袁仲一确实在任何场合上,都没有明确说过自己是秦俑的“发现人”。由于秦俑“发现人”的认定资格,关键在于对“定性、定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袁先生是被一致推定为秦俑学术带头人的,具有秦俑研究掌门人的地位,所以一提起秦俑“发现人”,自然而然就有人,要将他推举到台前来。在第六届秦俑学术讨论会之上,中国国家博物馆 研究员、著名考古学家李先登教授,就坚定地认为:“秦兵马俑的u2018发现人u2019,就是袁仲一先生”。理由就是:“兵马俑的发现,是具有重大文化属性的事件,应该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成分,它的发现人只能归属于学界。”

  按照李先登先生的观点,这个“学界”人士,只能指他们自己所属的“学界”,而且还必须是研究秦俑的考古学家,不是考古学的“学界”,不是专门研究秦俑的专业考古学家,统统都应该与秦俑的“发现人”亳无关系。另外,由于赵康民先生很早就离开了秦俑考古队,更不是秦俑研究的主要“当家人”,加上“探索、修复、鉴定、试掘”,与秦俑的“定性、定名”,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所以赵康民的秦俑“发现人”的地位,是完全不能与袁仲一先生,去相提并论的。大概就是由于这一个因素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因而在“学界”内部,对于秦俑“发现人”的认定中,产生了一个“舍赵”而“求袁”的意向。

  现在看来,既然大家都十分坚定地主张,秦俑“发现人”的确定,一定要与秦俑研究“挂钩”,一定要与秦俑“定性、定名”紧紧相连,一定要与能否认识秦俑重大的“价值”为先决条件,那么在综合了以上的各项条款之后,只有袁仲一先生一个人是与之是完全合拍的,只有他具备了将秦俑“发现人”的桂冠加到头上的资格。看吧,袁仲一先生什么都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秦俑博物馆馆长,秦俑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国宝级的人物”,还有一个万人仰慕的“秦俑之父”的金色光环,这种众人推崇、红得发紫的荣耀和享誉海内外的最高声望,是赵康生先生及其它任何人所望尘莫及的。

  袁仲一被称誉为“秦俑之父”,应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古今的科技发展史上,所有的“科学之父”,都是各个领域中的顶尖人物,而且他们的正式“成果”,也是完全经得起科学检验,而不会出现任何一点差错的。袁仲一如果配当“秦俑之父”,就必须在秦俑整个“问世”过程中,起到一种别人不能替代的“催生”作用,或者做了一系列“超前性,开创性”的工作。否则,“父”从何来,“子”从何出?应该说,“秦俑之父”是很不好当的,因为在秦俑“定性、定名”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上,如果没有非常出众的表现、没有作出一种特殊贡献的话,那么人们所尊敬的袁仲一先生,对它也应该是受之有愧的!

  “秦俑之父”的尊号,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已经被人喊了足足十几个年头,从来也未见到本人出来,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谦虚”。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西安日报》之上,袁件一先生便直接以“秦俑之父”名义出面,去批驳陈景元的学术观点,这就充分地说明袁先生本人,并不认为接受“秦俑之父”这一称号,会存在什么样的不当之处。有理由相信,袁仲一先生“秦俑之父”的美名,已经响彻整个世界,但愿这位“秦俑之父”,与古今中外任何一位“科学之父”一样,能够经受得住各种学术上的冲击和考验,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过程中,能够按照科学的规律和精神,再去攀登一个个秦俑考古事业上的新高峰。

  袁仲一先生如果要确保秦俑“发现人”的牢固地位,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秦俑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不要出现任何一点大的差错,尤其在秦俑“定性、定名”的相关问题上,更不能出现任何一点学术上的大纰漏。因为,“秦俑之父”具有一种学术上绝对偶像的性质,是属于国宝级的一种特别优秀的学术大师,因而他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应该是经典的、权威的,都要允许任何人刨根问底,允许任何人毫不留情地挑毛病的。袁先生对秦俑的“定性、定名”的各个环节,如果经不起公众的挑战、经不起科学的检验,那么他在学术上肯定是要摔跤的,而传言之中“秦俑之父”的那种美好称誉,必将很快变成一个“泡影”!

秦俑文化

  秦兵马俑一号坑重新挖掘之后,社会各界却多有担忧,甚至对于新一轮出土的文物能否得到保护发出质疑。因此,当记者有机会来到陕西采访时,就迫不及待地敲开了秦俑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的家门。

  这一天,西安气温高达40℃。袁仲一娓娓而谈,为记者一一解开兵马俑第三次挖掘的种种迷团。

   破解兵马俑迷团的钥匙

  “兵马俑一号坑是在中断了23年后第三次挖掘,是这样吗?”对于这个最近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的说法,袁仲一给出了如下的回答,语速不快不慢,语气却十分坚决:“今年是兵马俑考古发现35周年,这些年来,我们对秦俑的考古工作一直没有停滞过,有时现场挖掘停止,就转入室内工作,收集、整理资料、修复文物。所以这次所谓的第三次挖掘也只是前几次挖掘的继续,是很正常的一次挖掘”。

  坐在记者面前的袁仲一,一头白发,平静而谦和。30多年前,从兵马俑一发现就参加了发掘工作,曾经担任过兵马俑考古队的队长。说起兵马俑的挖掘历程,如数家珍。他告诉记者,一号坑的第一次挖掘是从1974年到1984年,第二次挖掘是1986年到1987年。1988年到1989年开始挖掘三号坑。1991年将目光从三号坑转入二号坑挖掘,先做些基础工作,如除去表层浮土,到1994年才正式挖掘二号坑。出土了大批陶俑、陶马,让世人大开眼界后。因为一号坑停滞的时间有点长了,所以今年从二号坑转入一号坑。

  “这一次挖掘一号坑,大约要多少时间?”

  袁仲一介绍说,这次挖掘一号坑,计划5年挖掘2000平方米,今年的挖掘任务大约为200平方米。

  “我们希望从这次发掘中得到什么?”

  让世界震惊的秦兵马俑,最早的一批就出自一号坑。也就是从那时起,袁仲一就与秦俑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对于一号坑的发掘,他依然充满激情,希望在这次发掘中能够捕捉到更多关于秦兵马俑和古文化的信息。比如,兵马俑的颜色残迹就包含着许多古文化信息,根据残迹可以复原古文化信息。研究这些颜色残迹,可以探知秦代人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袁仲一认为这些信息是我们破解中国古代文明,以及秦兵马俑种种迷团的钥匙。

   兵马俑考古的三大难题

  “俑出土时是有颜色的,不到5分钟,颜色就不见了。”诸如此类的报道让人们很为刚刚出土的文物担忧,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兵马俑挖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还不止“颜色脱落”这一种。袁仲一说,挖掘中可能遇到三方面的难题。与此同时,这一次挖掘正是带着课题有目的地进行的。

  难题一,土遗址干裂。袁仲一解释说,20多年的土遗址已经干裂,对文物保护很不利。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出土当天就已经存在,一直未得到解决,必须作为一个科研课题,边挖掘边解决。袁仲一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首先需要化验土壤的成分,研究它的含水量,确定水份达到什么程度最适宜挖掘。这就需要在干土层区域进行人工喷水,尤其在距离文物层15-20公分高度的土层里定时喷撒雾状水,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要达到土壤正好酥解,就是最适宜挖掘的程度,这个火候需要仔细琢磨。

  难题二,文物颜色的残迹处理。目前很多报道说,陶俑彩绘一出土,5分钟颜色就脱落。袁仲一十分肯定地说,事实不是这样的,很多陶俑彩绘没出土前,颜色就残缺不全了。兵马俑一号坑曾经历过大火烧和大水浸泡,文物破坏得非常严重,很多文物颜色本身就不完整。根据研究,目前文物残存的颜色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残留在陶俑身上的颜色,没有完全脱落。一种是留在泥巴上的颜色。袁仲一坦言,经过30多年的挖掘研究,对于残留在陶俑身上的颜色,目前通过化学制剂加固,已经基本解决了陶俑残存颜色的保护问题。而面临最大的难题还是如何把留在泥巴上的颜色反贴到陶俑身上,目前中外都无法解决,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对于这一难题,目前解决不了,不意味着将来也解决不了,最重要的是要去做,每次挖掘都不要满足现有的成果,要不断探索、创新。

  难题三,细小遗迹的保护。细小遗迹是指细小的容易损坏的文物。比如做箭囊用的麻布纹,出土时就变成泥巴,箭杆经过火烧后变成木炭等,这些细小的遗迹要想办法加固,使其保护时间更长些。这个课题,需要在挖掘过程中同步进行,不能错失保护良机。在挖掘清理过程中,需要考古工作者非常细心,用小毛刷一点点地刷,小刀一点点地拨土,挖出后及时用化学制剂加固,达到文物保护的完整性。

   电磁波探秘秦陵地宫

  被誉为世界第七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只是秦始皇陵的冰山一角。秦始皇陵还有多少奇迹?我们何时才能见到它的全貌?但是,当记者与袁仲一说起这个话题时,不想袁仲一却语气坚定地表示,不主张挖掘秦始皇陵墓。

  “我不主张挖掘秦始皇陵,最直接的问题是挖掘秦始皇陵会造成地面景观的消失,环境风貌的破坏,秦始皇陵遗迹最原始信息的消失。”袁仲一说: “秦始皇陵的地宫上面有很高的封土堆,呈九层台阶状。秦陵墓葬是一层一层夯起来的,挖的时候只能从上到下一层一层挖,如果这样挖一下子就会把土疙瘩挖光了,秦始皇陵本身就是2000多年的一个重要文物,如果挖光了,这是一个严重的破坏。”

  再者是秦始皇陵里面文物的保护问题,挖出来的东西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不但我国,在世界上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出来的东西一定能保护好,所以与其挖出东西来被破坏了,还不如在下面保存的好。

  袁仲一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在不发掘的情况下能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秦始皇陵曾经做过一些实验和测试,用电磁波的方法,发个电磁波进去,电磁波碰到东西再反射过来,根据波测的长短把图绘出来,这个曾经搞过一次,绘过一张图,但是由于缺乏对比资料,比如说电磁波碰到瓷器的东西,反过来是多长的波段,碰到铁器铜器的东西反过来是多长的波段,碰到夯土反过来是多长的波段。目前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对比资料。

  “另外,文物法规定,根据科研需要可以有重点地挖掘,目前,中国的帝王陵是不允许主动性挖掘,大部分帝王陵的挖掘是配合基建工作进行的抢救性挖掘。”袁仲一补充说。(图/文中国网张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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