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懋筠（1900年—1957年），着名音乐家。江西新建人。出身官宦世家，幼时尤好音律。在江西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深造，专攻小提琴。1916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音乐学院，主修声乐，兼修作曲。1928年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声乐副教授，曾任音乐组主任；期间曾谱《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中华民国国歌》(又名《三民主义歌》)。以后曾在江西主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并办《音乐教育》月刊，曾任南昌中正大学音乐教授。1949年未随国民党赴台，留在上海从事音乐教育，曾任上海国立幼儿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声乐教授。1951年应兰州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吕斯百之邀携家前往甘肃，途中病倒。因曾为《中华民国国歌》作曲，而遭清算，至1957年7月31日在南昌逝世。 程懋筠人物详细介绍程懋筠 -个人简介程懋筠（1900—1957），字与松，江西南昌新建人，现代音乐家。他十七岁留学日本，入读东洋音乐学院，主修声乐，兼修作曲。1926年回国后，在江西省立南昌一中、二中、女中任音乐教师。1928年后曾任浙江省立师范音乐科主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系主任兼声乐副教授。1929年，适逢国民党中央以孙中山的《黄埔军校训词》作为《中国国民党党歌》歌词，向全国征求曲谱。程懋筠的曲作经评选得中获奖。后改为《中华民国国歌》，程懋筠名声大振。1933年应聘回南昌主持创办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会”），任主任委员。所创办《音乐教育》月刊，影响全国。又创办中国第一支管弦乐队，设立音乐传习班、合唱队，抗日战争中扩充为抗敌歌咏团。他的出色工作为江西培养了一批音乐师资和艺术人才。1938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发起组织南昌抗日歌咏协会，程懋筠主持的音教会成为中坚力量，创作了近百首歌曲和歌词，如《救国是我们大家的事》、《好铁要打钉》等广为流传。并编印《音教抗战曲集》，发向各地鼓舞抗日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激情很高，以然云笔名创作《新中国颂》等歌曲。1957年7月因病逝世。著有《抗战歌曲》、《低级文化与民族歌谣》行世。 程懋筠 -个人生平程懋筠江西省新建县人。17岁时便随其兄程懋型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东京音乐学院，主修声乐，两年后兼修作曲。在学期间得力于导师彩田秀子的教诲。1926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南昌一中、二中、女中任教。1929年后，历任浙江省立湘湖师范学校音乐科主任，杭州英士大学音乐教师，主授乐曲、和声、作曲、歌唱等课；后至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艺术系主任兼声乐副教授等职；再后任南昌国立中正大学音乐教授，上海国立幼师声乐教授，上海美专声乐教授等。 程懋筠在教学上是一位认真负责、积极向上的良师，凡听过程氏讲学的人都赞美他是“全才”，然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自然是成为中国国民党“党歌”，以后又成为中华民国“国歌”的作者和在江西主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及与缪天瑞等人主持《音乐教育》月刊的这十几年。 1929年，程懋筠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适逢国民党中央以孙中山先生“黄埔训词”为歌词，在全国征选“党歌”，程懋筠便也创作了歌曲应征，想不到竟然中选夺魁；这首“党歌”在1937年的国民党中常会上通过决议又将其定为中华民国的“国歌”，从此名噪朝野。程懋筠是声乐家，又是作曲家，创作过各种类型、各种体裁的歌曲近百首。其中作品大多数刊载于《音乐抗战曲集》和《音乐教育》月刊，还有一些零星发表在当时的音乐刊物和杂志上。其音乐作品大致可分为：政治歌曲、抗战歌曲、艺术歌曲。政治歌曲主要有“党歌”（后为“国歌”）、《新生活运动歌》、《国民精神总动员》、《少年团团歌》以及为一些大学如英士大学、中华大学、中正大学等所写的校歌，等等。这类歌曲大都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紧密联系。 程懋筠所写抗战歌曲是其创作的重要部分，艺术性也较高，影响也最大，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这类作品多为有感而发，且多系自写歌词，故可以表现出程氏一定的艺术水平和心灵上的自白。例如《全靠俺自己》、《抗敌救国》、《好铁要打钉》等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已造成恶势时，作者喊出了“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保卫祖国，收获失地，全靠俺自己”的心声。又如《再牺牲再向前》，其中段的处理是很出色的，感情十分深沉真切，听起来甚为动人。 1938年日军攻陷南昌，程懋筠率领“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音乐会”）抗敌歌咏团辗转深山小县宣传抗日，坚持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出版音乐刊物，其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现在江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藏有一珍贵史料（孤本），即油印出版的《音乐教育战时续刊》载有出自程氏手笔的代发刊词——“序曲”，由此诗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强烈的爱国意识和黑暗现实的教训，使他宣布要“用艺术的力量”来表现民族的精神，宣传抗战的胜利，并从一个不耻于运用民间劳动歌曲素材、不耻于以简谱这种更贴近人民群众的形式创作的作曲家转变为创作民谣、民歌作品生动、短小而口语化、为群众喜爱的作曲家。 程懋筠任“代表人”，肖而化、缪天瑞任过主编的《音乐教育》月刊，所团结联系的撰稿人，几乎都是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卓有成绩的著名音乐家，像肖友梅、王光祈、青主、赵元任、江定仙、刘雪庵、贺绿汀、陆华柏、吕骥、王云阶、陈歌辛、李焕之……以及一部分诗词作家及译者，科学家钱学森也为该刊撰写过“美国通讯”之类的文章。从这里人们充分看到程氏在艺术思想和人生观方面的进步性。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他领导主办的《音乐教育》这本刊物在抗战时期乃至音乐史上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该刊栏目很多，内容丰富广泛，如创作、评论、记述、理论、评介、感想、随笔、通讯、乐闻、报告、乐曲诠释、器乐技艺、中外音乐史等；该刊在抗日战争中所持之进步立场，发表了不少抗日救亡作品，报道了各地救亡歌咏活动，并且出版了“救亡歌曲特辑”、“苏联音乐专号”等。尤其是南昌沦陷后，同仁多已星散，而程氏仍独力支撑“月刊”的出版，在吉安、太和这段时期，还编印了两期“创作抗战歌曲”，内中收集了贺绿汀、江定仙、冼星海、聂耳、刘雪庵、陈歌辛、张曙、麦新、孙慎等进步音乐家的作品。在吉安、太和、遂川时也还积极举办过抗战救国歌咏会，自己多次登台演唱，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解放后，程懋筠在上海从事音乐教育，在职期间时有新作，但最后公开发表的作品，是上海音乐家协会编印的《上海音乐》创刊号上的合唱曲《新中国颂》，此歌大约创作于1950年，其作品也表露出作者对新生活的向往，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充满了赞扬和热爱之情。1951年，尚在上海美专供职的程氏应甘肃兰州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吕斯百之聘，秋季携家属前往，不幸于途中病倒。1957年7月31日这位年富力强的音乐家因脑溢血在南昌逝世，享年仅五十八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音乐界一个损失！遗憾的是中国现代音乐史著作和《中国音乐词典》虽然谈到了程懋筠主持数年、当时影响很大的《音乐教育》月刊以及程氏担任主任委员的“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然而却无一字提到这位重要“角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疏漏，冀望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者对程氏能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程懋筠 -个人轶事说起程懋筠，就不得不提起程氏家族了。程家是一个大家族，世代书香。高祖三兄弟皆为清嘉庆年间进士，官至一品，仕途腾达，功成名就。程家也被世人称为“一门三督抚”。江西南昌新建县，还能见到当时著名的程家大院（现已被江西省和南昌市政府定为“中国府邸文化博物馆”、“南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程家历代崇文重教，过去程氏子弟个个研习诗书。走的均是学而优则士的道路。而近代跨入音乐殿堂向艺术方面发展的，程懋筠却是第一人。自他之后，程家平添一支音乐队伍：程浩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堂弟程思三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任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泰尔、宁尔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担任钢琴、作曲教学工作；程应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在哈尔滨师大音乐系任教；张坚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在成都战旗歌舞团任艺术指导。在子、孙辈中，选择音乐为专业的可以说比比皆是…… 抛不去的创作才华 里为应征国民党党歌而谱曲，完成后，自己却不甚满意，烦躁之下便将写好的稿纸一把揉烂，扔进废纸篓。事后，舒文辉（其妻）打扫废纸篓时发现了这份曲谱。觉得作品庄严肃穆，有浩然之气，应是很好的作品，便自己重新誊抄了一份，悄悄地寄给了当时的“党歌编制研究委员会”。 当时，评选极严格、公平。评选中，由合唱团在幕后逐个演唱参选作者的作品，评委们则坐在台下聆听。看不到谱稿，也不知作品的作者。完全通过作品演唱的实际效果来进行评选。最终，程懋筠“大难不死，劫后余生”的作品被选中。消息传来，连程懋筠自己都感到又惊又喜。 道不尽的师长风范 程懋筠对学生向来和善，没有名人架子，从不因为程希逸年轻而减少与程希逸的心灵交流。他留给学生的印象，始终是那个身材不高但结实键壮的老大哥程懋筠，那个和蔼可亲对大家嘘寒问暖的老师程懋筠，那个喜欢无拘无束高声演唱《弄臣》选段《女人善变》的艺术家程懋筠。 程懋筠对学生的教学方式，始终坚持客观评价，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程懋筠始终关心年轻人的发展前途，曾不断地鼓励继续深造学习。受程懋筠的影响，许多学生和年轻人选择了音乐、戏剧专业，其中不乏后来在大陆和台湾都知名的音乐家、艺术家。而程希逸和刘凤羽以及屠咸若、胡德龙等人也先后入川深造，正式走上了艺术之路。 压不跨得君子风骨 然而，程懋筠也不是处处一贯地坚强，他也曾一度表现出脆弱的一面。随着抗战条件越发艰苦，音教会曾经拥有的交响乐队和合唱队、话剧队、改良平剧队最终难以维系，均解散了。音教会辉煌时期已经过去，接近名存实亡的境地。此时的程懋筠偏偏爱上了那里的一名钢琴女教师张某某。程懋筠虽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却多年相伴，相得益彰。程懋筠为了音教会的日渐衰颓和自身陷入情感危机而寝食难安，时时长吁短叹。1940年夏，他和原配夫人舒文辉住在一个小学里。一天晚上，他邀程希逸到院子里喝茶聊天。他是个极有诗才的人，便对月长吟，大概都是些哀感伤情之作。那也许是他最为颓废潦倒的一段时间。后来，他的叔父，时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程世煃得知此事后，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瞎子提胡琴上街叫卖，其中都有宣传抗战的有心人！”这句话对程懋筠震动很大，他逐渐抛开消极颓废的情绪，振作了起来。他积极地组织“音乐师资训练班”的教学和实践工作，把音乐教育和抗战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重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战时音乐教育事业中去了。 抗战胜利后，程懋筠曾应邀到台湾讲学，当地学校以极其优越的条件欲挽留程懋筠留台任教，但程懋筠婉言谢绝，依然回到大陆从事他热爱的音乐教育工作。 解放后，程懋筠原在上海某大学任教，后来应一所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大学——兰州师范大学的邀请去教学。在赴任途中，行至西安，程懋筠突然不幸中风瘫痪，身边人难以承担这飞来横祸导致的艰辛和重负，遣人将程懋筠送回到分别多年的发妻身边。程懋筠从此南归养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