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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威:美的历史进成是咋样的

2020-8-12 12:3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4| 评论: 0

摘要: 小散的回答: 中国美学史,把美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奠基。二,风情与气韵。三,明清转型。 奠基 美的产生是实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诚如G.V普列汉诺夫(Georgi.V. Plekhanov)在其著作《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说的 ...

小散的回答:

中国美学史,把美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奠基。二,风情与气韵。三,明清转型。

奠基

 

美的产生是实用价值先于审美价值。诚如G.V普列汉诺夫(Georgi. V. Plekhanov)在其著作《没有地址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实用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1]

中国先民意识的萌芽,先从制造工具开始。工具的制造,最明显地体现了人类有意识、有目的地自由自觉的活动。最早北京周口店猿人打制石器,旧石器中期丁村人磨制石球,晚期山顶洞人加工骨针,标志着人类脱离动物状态的开始。K.马克思(Karl Marx)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其中说到人与动物的直接区别,他认为是“自由自觉的活动”(free and self-conscious activity),即劳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村和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石、玉、骨、牙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乃至装饰物,均说明了器物从实用价值向审美价值的转化和演变。

人类制造工具,最先是为满足物质生活中的实用需要。石器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细,由不规则到类型化,由凹凸不平到光滑匀整,演化的进程明确了实用目的开始向审美需要的愈来愈发展。

从打制石器衍生到磨制石器,从磨制石球发展到加工骨针,每一个新的进展,首先不是为了美而存在,而是为了实用。因为实用,人们才会去创造它,因为能创造,人们才趋向于美的方向发展。

我曾有幸到陕西省博物馆看过大汶口的穿孔玉斧。造型上方圆薄厚的处理规整而均称,色彩上滢润光泽的淡黄斑斓又可爱。据馆员介绍,五千年前的古人生产出这样精致的产品,首先是为实用目的的,就算今天不供一般的日常使用,它也体现、象征着当时的权力与富贵。

同样,彩陶的造型和纹饰,昭显了人类进一步自觉美化产品的意识。人类的精神特征,大脑的自由想象,又都在陶器中流露无疑。陶面那对称的装饰,瓶身那流动的旋纹,图案那协调的韵律,体现了实用效能的提高,也渗透着审美价值的独有韵味。

“美”字起源同石器的产生一样,也是因为“实用”。《说文解字》中写到:

 

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

 

所谓的“美与善同意”,说明美的事物起初是和实用相结合为一体的。古人之所以把“羊”和“大”组合起来造出“美”字,不仅因羊是“主给膳”可充作食物,而且羊性格温驯,是惹人喜爱的美的对象。世界许多原始民族的生活中,羊的地位都被抬得极高。

记得小时候读希腊神话故事,说到主神宙斯(Zeus)的化身,就是双角弯曲的绵羊。后又看到称为山羊歌的“酒神颂”(Vivat Bachus),[2]或多或少均是把羊和美拉扯到一起的样子。我国东汉时期的许慎撰写《说文解字》,从字源学的角度去解释“美”,也与羊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会意字上解,大有肥大之意。羊作为驯养的动物,在上古时代是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对于古人来说,羊肥大多肉,无疑是“理想的食物”和“理想生活资料”,人所期望的“理想”变成现实,变成草原的肥大之羊群,变成餐桌上肥大之羊肉,期望与现实统一,理想实现了,故称美。

再从象形字解,美象征古人头顶羊角的舞姿。甲骨文的羊字,洗炼地象形了羊的外部特征,那是一些图案化的美丽羊头。羊角是对称的美。美字上半部表现的是头上的装饰物,古人为了狩猎和祭祀的需要,经常在巫术礼仪活动或头插羊角,或头戴羊头的载歌载舞,无疑也是一种理想生活的反映。[3]康殷释《文字源流浅说》认为,美字的初义表现的就是一个头插雎尾的人正手舞足蹈,凸显出的美与人体、装饰、艺术之间的关系,故亦称美。[4]

发展到先秦两汉,中国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正式产生和形成。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学术思想领域出现了空前巨大的盛况,这并不影响学派的蜂起,百家的争鸣。儒、道、墨、法的蓬勃发展,楚汉浪漫主义的发扬崛起,包括“里仁为美”[5]、“充实之谓美”[6]、“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是美、“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厚人伦,美教化”[7]等许多颇有见地的美学概念、范畴和观点雨后春笋般地呈现,真正奠定了中国美学的理论基础。

先来说说先秦儒道二家。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与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共同建构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两大丰碑。

北京大学的叶朗先生提出,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我是赞同的。

从历史顺序看,孔子不是最早的哲学家,老子是一位早于孔子的哲学家。《史记》(“Historical Records”)中有老子的传。中国历史上还记载有孔子多次向老子请教的故事,《礼记·曾子问》中就有四处记载着孔子问礼于老子。[8]

从理论本身来说,《论语?卫灵公》中有孔子“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话,显然是孔子受到老子的影响,可以证明《老子》(“Lao Tze”)是在孔子之前。

再从逻辑角度着眼,《老子》的哲学意味要比《论语》浓得多,《老子》着重探讨的是宇宙观和认识论,《论语》探讨的则是社会伦理问题,老子建构以“道”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是作为对宗教(有意志的天帝)的否定而出现的,这一点也正好合乎规律的哲学开端。

至于我多次从一些著作和论文中看到许多人把中国美学史定为从孔子开始,这里就不再细论了。只能说,我至今还不曾寻到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必须移到孔子之后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是完全赞同把老子美学作为中国美学史的起点的。

中国的文化不同于西方民族文化,中国艺术有别于西方艺术,中国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甚至中西方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的差异,都仍应追溯到孔孟之学上来。

中国文化一直是以教化为其基本品格的。早在商周,古人就将礼教和乐教作为基本教育予以实施且颇获成就。到了先秦时期,自称“吾从周”(《论语·八佾》)[9]的孔子将礼乐文化进行了提炼、进升为儒家哲学、儒家教育学和儒家美学。

在美学上,孔子为了使审美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在“仁学”的思想基础上,强调美善统一、“尽善尽美”[10]的美善关系论,强调文质和谐统一的“文质彬彬”[11]的美的本质论,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2]的中庸审美标准,“兴、观、群、怨”[13]的文艺社会功能论,以及“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4]的自然美感“比德”理论等,形成了一根把艺术和政治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绳索,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美学乃至当代的发展。

孔子之后的另一位继起的代表人物孟子,其美学思想以养浩然之气的人格美而显得极富个性,他提出“充实之谓美”的美论和“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15]的美感论,总方向仍与礼乐文化“善”的目标和儒家的救世主义(Salvationism)全然一致,仍是在传统中的革新。

儒家美学随后又被荀子接了下来,且更为系统和清晰。荀子讲“崇其美,扬其善”(《臣道》)的美善统一论,讲“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味,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正名》)的美感论,讲“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的美论,讲音乐的特殊社会作用,均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

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公孙尼子的《乐记》(“Records of Music”)书中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的发挥。

作为自孔子以来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乐记》围绕“礼辨异,乐和同”的命题,提出了非常杰出的、具有朴素辨证观点的唯物主义艺术论,如《乐记·乐本》记载: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我觉得这些话与西方美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的《诗学》(“Poetics”)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

如果说儒家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审美的普遍社会特征和规律的阐述,那么道家美学则在审美的特殊内在规律上作了深入而独到的探索。

与儒家美学的入世相反,道家美学推崇出世的思想。标举自然,反对人为,主张美与自然的结合,把美看成是道的表现,道运行于宇宙,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合乎道的就是自然的,也即是美的。因而,也可以说道家美学的最大特点是把朴素辨证法的思想运用到了审美和艺术的揭示和阐述之中。

道家认为,美的根源是自然和道,而人为的东西只会破坏美。正所谓“无为而无不为”。自然无形,不刻意。自然中的美是天地之美,谓之“大美”。不宣告这种自然中的美,保持沉默就是极致的美。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第四十一章)。大音就是最好的声音,它很少有声音。大象就是最美的图形,肉眼是看不到的。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美国当代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他有一首名叫《4‘33“》乐曲。演奏者在钢琴前坐上4分33秒,完全不作弹奏,然后结束。表面上看,似乎什么都不能听到,但的确有人过后感叹自己“听到了,天籁之音!”。庄子也说,声音是有天籁、地籁、人籁之分的,后两者有声,天籁是最美的音乐,是自然本身,为无声。

譬如中国茶道,也注灌着崇尚自然、标举朴素的美学理念。它所追求的“无我”心境,是从精神上泯灭物我的对立,达到契合自然、心纳万物的。

人在品茶时,表现为乐于与自然亲近,在思想情感上是对自然的交流和回归,在人格塑造上是与自然的比拟和通过茶道实践去掌握自然的规律,这种寄情、忘情、心融于自然的心境,即是道家美学“人化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典型凸现。

闻一多先生曾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16]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的思想是最富有美学意味的了。他完全是从一个新的精神模式上关注人的审美、艺术和自由创造。通过编造出的一个个寓言故事,关于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关于自由与审美的分析,关于人必须超脱利害得失的考虑,关于对技艺的扬弃、权力的疏离和道德、技术的关注等,均被庄子诠释得深邃而严谨。

也正源于此,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他不仅是从美和自由的视角肯定了美与真的高度一致的第一人,也是对人的审美心理特征进行深入细致描述的第一人,更是把审美境界视为人生境界的第一人。[17]

原始公社到魏晋南北朝以前,是中国美学的萌芽、崛起和奠基时期。特别是儒家美学与道家美学的相斥又相吸,相辅又相成,相补又相撑,汇成了中国美学史的大河,致使中国美学初步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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