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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宏:谁第一个提出信息的概念?

2020-8-11 17:2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65| 评论: 0

摘要: 王彩玲的回答: 第一个提出信息战的是中国人 欧洲。奥地利林茨市。 1998年秋,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第19届电子艺术节在这里举办。艺术节组织者邀请了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出席盛会,并且邀请50名著名 ...

王彩玲的回答:

[转帖]第一个提出信息战的是中国人 欧洲。奥地利林茨市。 1998年秋,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第19届电子艺术节在这里举办。艺术节组织者邀请了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出席盛会,并且邀请50名著名的电脑“黑客”一展身手。为期两天的世界热门话题学术论坛,把“信息战”列为主题。在讨论邀请专家演讲名单时,有人突 然提出:中国那么大,从没有人走上这个讲台,能否试试,找出一位合适的中国人?于是,他们通过电话导线,便在电脑上进行了网上搜索。 很遗憾,中国区域网址上,没有合适对象出现。突然,他们的眼睛转向了美国: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查理斯B.埃弗雷特和另外两位同行合写的《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中指出,“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 他们这才知道,沈伟光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人,而且早就出版了世界第一本名为《信息战》的专著,他是全球信息战理论的创始人! 大喜过望。他们进一步了解之后,发现写出《信息战》专著的沈伟光既不是军人,也不是职业研究者,而是国务院的一名普通公务员。 1998年9月12日,沈伟光应邀在奥地利林茨市的“信息战论坛”上作了“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学术讲演。奥地利政府派出总理翻译官给他做同声翻译,各国专家学者给予了热烈好评。 “沈伟光先生,坦率讲,在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并不发达,为什么信息战的理论却会首先在中国出现?”沈伟光演讲结束时,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就向他提出了这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 “不错,和发达国家比,中国的信息技术还不发达,还有差距。但是,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沈伟光接着说,“中国有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作为一种智慧的思考,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有过一句名言,它实际上也是‘信息战’的核心和宗旨——‘不战而屈人之兵’。” “OK!”记者笑了。 战场引发出的灵感 “信息战,也叫指挥控制战,决策控制战。旨在以信息为主要武器,打击敌方的认识系统和信息系统,影响、制止或改变敌方决策者的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敌对行动。”沈伟光如是说。 信息时代的脚步,仿佛裹着棉布的马蹄,来得悄然而迅猛。80年代初期,信息化浪潮涌入了国门洞开的中国。这时的沈伟光还是一名20多岁的陆军参谋,正穿着“解放鞋”,摸爬滚打在前线的战火中。 “经过战争的,常常会有两种人:一种是颓废了,想通了,认为活着就这么回事;另一种,则会重新思考生活和战争的意义。” 沈伟光显然属于后一种。 在没有枪炮声的日子里,前线那些白色的墓碑和装着战友尸体的绿色塑料袋不时在沈伟光脑海中闪回,撞击着他的情感。《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沈伟光在想,如果这是真理,那这条真理太可怕。显然,有人类社会,就会有政治,就会少不了政治继续的必然产物:战争。既然如此无奈,那么,能不能有一种稍微文明点的战争呢?比如把一种新型战争,控制在信息范围内,在无声的、无形的战场上进行,或者可以用“虚拟战争”和类似“战争锦标赛”的方式,实现交战双方的意志…… 灵感,像一道闪电,穿过墓地的碑林,击中了他的大脑——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战争形态:农业时代,士兵挥舞长矛大刀;工业时代,军人有了飞机大炮;那么,信息时代呢?既然人类走进了信息时代,就必然会有相对应的新的战争形态!沈伟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叫一声,奔回宿舍,稿纸上出现了一连串新的名词:信息斗争、信息战争、信息角逐、信息争夺……信息战!对,就是它——“信息战!” 东方智慧露出了微笑 沈伟光在“信息战”三个字上面重重画了一个圆,圈住了这一智慧的闪光。 他像一匹斜里杀出的黑马,以东方人的智慧和敏锐,凭借有限的资料,参与了有关信息时代的大讨论,而且一下子就抢占了制高点:“信息战——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信息战!” 思路新颖明确,沈伟光十分兴奋。头脑中各种思想的片断,零散的念头,智慧的火花,沉睡的触角,此刻都像是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令,在重新排队集合,拼命往前冲;又像是滔滔洪峰找到了决口,纷纷倾涌而出。思想在纵横驰骋,碰撞出无数智慧的火花。沈伟光笔下,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名词组合:“信息边疆”、“信息联盟”、“信息工厂”、“信息警察”、“信息化军队”、“信息边界”、“思维战”、“回家打仗”…… 心理学家说,创造性劳动的喜悦,是人的一种高峰体验。那些天,沈伟光实实在在地感受着这种强烈的刺激。“很累,但是感觉很好。”他每时每刻都在亢奋之中…… 笔下的文字是沈伟光的精血,“信息战”理论是他的新生儿。他在充分品味着新生儿诞生前的阵痛和喜悦。 东方智慧露出了微笑。一部22万字的书稿《信息战》完成了。看着厚厚的书稿,沈伟光像个刚刚临盆的产妇,心满意足地疲软在床上。 他雄心勃勃,把书稿投给军队一家出版社,等候佳音。 时机不对,也许太早了。在中国当时的文化氛围下,《信息战》有点“怪胎”的嫌疑,人们不敢接受。但沈伟光不甘心。1987年,他摘其要点,写了篇一万多字的长文,投给《解放军报》。让他得到一些安慰的是,《解放军报》作了折衷处理,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简要报道了他的学术观点。这在当时,也算是破天荒了。“消息”虽然姗姗来迟,却是沈伟光公开传达给社会最早的警报声。 沈伟光的《信息战》书稿在箱底压了整整5年,最后被浙江大学出版社看中。 1990年3月,《信息战》出版了。 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战区,美军有3000台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部队跟踪和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分析和查找各种战争需要的资料都使用计算机,几乎没有一项军事活动离得开信息和数据。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实施了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的信息系统为主的计划,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信息权。” 作为人类的一员,沈伟光为这场厮杀而叹息。但作为学者,他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人类战争史上,“信息战”第一次显露了雏形! 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 飞机的发明,使地球变小;而真正使地球变得更小的,是小小的鼠标。 如果说,1985年沈伟光提出“信息战”新观点时,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些想法似乎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信息战”则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成为各自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的重点。 信息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使得美、俄、西欧以及亚洲的日、韩、印度等国都在深化信息战理论研究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图全面提高打赢信息战、夺取信息优势的能力,以防止发生“电子珍珠港事件”。 那么,中国呢?中国应该有着什么样的准备?沈伟光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1995年11月7日,《解放军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沈伟光撰写的《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一文,并配发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文章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紧接着,沈伟光又写出了一系列呼吁全社会重视信息战、更新国防观念的著作和文章:《制造革命》、《新战争论》、《社会网络化趋势与国家安全观》、《信息战:梦想与现实》等等,引起了社会的思考和讨论。《新华文摘》先后5次全文转载。在“全国首届大学生电脑大赛电视辩论赛”上,沈伟光还特意为其提出一个辩题:“信息战将取代传统的武力战”,以期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中国军方对他的研究也表现出极大热情。近几年来,沈伟光先后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等讲课,推广信息战理论。 看到中国社会对“信息战”的积极反响,沈伟光感到十分欣慰。 笔者向沈伟光提过一个问题:“这是军事学术,‘含金量’又不高,你哪来这份痴情?”沉吟半晌,他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觉得,我有这份责任!”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 “你原来是想设计一种‘文明’战争,现在又要遏制,你不觉得稍稍有点矛盾吗?” “不矛盾,这是认识的深化。我一直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把双刃剑;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得到更大方便的同时,必须警惕更大的灾难。我有种强烈预感:网络的能量还会继续倍增;而网络的破坏,则可以将地球瞬间瘫痪——必须遏制信息战!” 正是基于遏制信息战,沈伟光潜心研究,全力向深层次进击!目前,一部全面阐释更“文明”战争样式的专著——《理想战争》,在沈伟光的笔尖下日臻成熟。沈伟光信心十足:“正像提出信息战受到重视一样,‘理想战争’的观点,也必将被人们接受。因为理想战争是遏制信息战的最佳途径和最理想的替代战争形态。” 走近沈伟光 在办公室,他是个思维缜密、办事严谨的公务员;进入写作状态,他可以半天不吐一个字,三天不出门,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走在大街上,他与普通市民没有两样,扎到人堆里无人会注意到他;朋友相聚,他直率、豪爽的个性“暴露”无遗,神侃起来,让别人半天插不上一句话。 这就是沈伟光。 熟悉他的人,很难把他与一个创造“信息战”理论的未来学家划上等号,因为,他既没有“之乎者也”那般斯文相,也很少有满腹经纶那种学者样,实在起来,他这个杭州人甚至比东北人还“东北味”。不熟悉他而知其名的人,有的早把他划到了大学者行列里去了。几个欧洲记者专程来华寻访,找遍所有的学术团体,均查无音讯,最后只得求助一位中国籍的奥地利老人。一些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慕名向他讨教,按图索骥地找到胡同,找到宿舍楼,愣是打听不到他。 读沈伟光的书是一种享受,绝对不令人枯燥。他热爱写作,9岁开始向报社悄悄投稿,19岁发表文章,26岁提出信息战理论。他的文章从不拘泥格式、体裁,有感而发,体现他的精神和思想。他的学术论文像一篇篇散文那么优美,科幻小说那样给人以畅想。 善于观察、勤于思索,是沈伟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崇尚“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几十年的观察、思考,铸就他今天的成就。信息战只是一个名词,但在今天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冲突,无不显现出它的魔力。15年前,当沈伟光提出“信息战”时,根本无法被人接受,“信息,是什么东西?怎么与战争扯在一起?”“靠信息作战,要军队干什么?”他自己也动摇过,曾经把手稿扔进纸篓里。但几个不眠之夜,他在思维深处沙里淘金:“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如果到太空看地球,到宇宙中考察人类,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面临的危机和困难太多太多了。”他决计要设计一种理想战争,转移战争的视线,让战争制造者早日走向坟墓。 沈伟光的开放性思维是惊人的,而这种思维,为他日后的信息战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前线打仗时,他发现平时训练常常忽视的一些科目如“土工作业”、“自救互救”、“埋排雷技术”等,在战场上却必不可少,有些战士还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于是他写下了《战友啊,请审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一文,《解放军报》配了编者按发在显著位置,对部队作战和训练指导很大。转业地方不久,小平同志作南巡谈话,他深受感触。他发现当时社会上宁“左”勿右的倾向是一大顽症,便投书《解放日报》,提出《当前反倾向的重点是防止“左”》,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日全文播发,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全国最早发表的此类文章。 信息战理论的提出,除了他对战争的痛恨,祈望有一种“文明”的、不流血的新型战争外,更多得益于对国际形势、世界发展长期观察的结果。80年代初,信息化浪潮第一次登陆神州大地,人们也曾激动过,过后,谁又会相信地球能成为一个“小村落”?沈伟光却牢牢盯住了。他坚信:新时代必然伴有新的战争形态出现。他的预测成功了!近年来他针对社会上对战争意识的淡化,专门发表了《未来战争正在向你招手》的文章。并不断告诫人们:“战争不是电子游戏!”面对国际互联网出现的挑战,他提出《信息边界:一个必须关注的战略话题》。经过对信息战15年的研究,他意识到信息战对物质、精神的巨大破坏,“网络的破坏可以瞬间将地球瘫痪”,所以在去年召开的国际信息战论坛上,他发出“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呐喊。今天他又说,信息战正在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 一个成功的战略家首先是一个未来学家,否则,他所制定的战略怎么可能有前瞻性,又谈何对实践的指导。沈伟光认为,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应该研究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搞信息高速公路,在全球推行信息化建设?比尔·盖茨为什么到中国搞专项工程,让老百姓都去用他那个网络电视?其中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他还有什么别的企图!难道他们不会用他们控制的网络来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发展必须从战略上加以把握,多从未来想一想。发展中国家应针对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制定信息战遏制战略,研制关键性武器,把破碎的战略平衡重新建立起来。” 沈伟光理论成果档案 一、提出信息战概念。认为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战,不是单纯的作战样式、方式的改变,而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并带来作战指导思想的巨大变化。其要点:战争战略目标的“软化”;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军队的行动取决于制信息权;作战目标的选择以打乱敌方决策程序为主;火力运用从打覆盖面转为“点穴”;指挥体系趋于扁平化;信息战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全民战;谋略的运用更加丰富多彩。随后,又提出“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的重大课题。 二、提出新的战争观。认为“少流血”、“不流血”的战争已经出现,战争的非暴力属性已经被揭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也可能成为非政治群体、甚至个人谋取利益、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手段;“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正在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寻求利益平衡点;战争性质已很难用正义或非正义来区分,带有多元的色彩。 三、提出建构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体系。认为军事威胁不只是大兵压境,来自网络威胁同样值得警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应学会利用各种传媒打信息战;网络上的经济打击应引起高度重视;“文化侵略”、“生态侵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早在15年前,他就提出“信息边疆”的概念,近几年提出“信息边界”的理论,呼吁建设精神武装,建立信息警察和信息防护部队。 四、提出思维战、领导者战争等理想战争的设想。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无法想像战争先于人类而消亡,但把握、延缓、遏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是可能的。设想把战争局限于“信息”和“思维”的范畴,至多以比试、竞赛、虚拟的方式,甚至带有观赏、警示的作用。 五、提出培养“能够回家打仗”的军事人才。认为信息技术的通用性填补着军与民的鸿沟,信息战模糊了战场与社会的界限。那些电子、计算机、信息工程专家,一旦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观察、思考,就可能成为新的战争舞台上真正的英雄。因此,他一直在筹划建立我国第一个信息战研究所,制定信息战遏制战略,完善信息战理论,培养信息战研究人才;同时在一些军内外高等院校开设课程,普及信息战知识,造就一大批21世纪国防建设的急需人才。

阮梦玲的回答:

[转帖]第一个提出信息战的是中国人 欧洲。奥地利林茨市。 1998年秋,世界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第19届电子艺术节在这里举办。艺术节组织者邀请了29个国家的280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出席盛会,并且邀请50名著名的电脑“黑客”一展身手。为期两天的世界热门话题学术论坛,把“信息战”列为主题。在讨论邀请专家演讲名单时,有人突 然提出:中国那么大,从没有人走上这个讲台,能否试试,找出一位合适的中国人?于是,他们通过电话导线,便在电脑上进行了网上搜索。 很遗憾,中国区域网址上,没有合适对象出现。突然,他们的眼睛转向了美国:美国著名战略研究员查理斯B.埃弗雷特和另外两位同行合写的《信息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评论》中指出,“世界上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是一位非西方人——中国的沈伟光先生。” 他们这才知道,沈伟光不仅是世界范围内最早提出“信息战”概念的人,而且早就出版了世界第一本名为《信息战》的专著,他是全球信息战理论的创始人! 大喜过望。他们进一步了解之后,发现写出《信息战》专著的沈伟光既不是军人,也不是职业研究者,而是国务院的一名普通公务员。 1998年9月12日,沈伟光应邀在奥地利林茨市的“信息战论坛”上作了“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学术讲演。奥地利政府派出总理翻译官给他做同声翻译,各国专家学者给予了热烈好评。 “沈伟光先生,坦率讲,在电子信息领域,中国并不发达,为什么信息战的理论却会首先在中国出现?”沈伟光演讲结束时,德国《明镜》周刊记者就向他提出了这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 “不错,和发达国家比,中国的信息技术还不发达,还有差距。但是,智慧和技术不同,智慧没有专利,智慧也没有优先权。”沈伟光接着说,“中国有5000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实际上,作为一种智慧的思考,中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子,早在2500多年前就有过一句名言,它实际上也是‘信息战’的核心和宗旨——‘不战而屈人之兵’。” “OK!”记者笑了。 战场引发出的灵感 “信息战,也叫指挥控制战,决策控制战。旨在以信息为主要武器,打击敌方的认识系统和信息系统,影响、制止或改变敌方决策者的决心,以及由此引发的敌对行动。”沈伟光如是说。 信息时代的脚步,仿佛裹着棉布的马蹄,来得悄然而迅猛。80年代初期,信息化浪潮涌入了国门洞开的中国。这时的沈伟光还是一名20多岁的陆军参谋,正穿着“解放鞋”,摸爬滚打在前线的战火中。 “经过战争的,常常会有两种人:一种是颓废了,想通了,认为活着就这么回事;另一种,则会重新思考生活和战争的意义。” 沈伟光显然属于后一种。 在没有枪炮声的日子里,前线那些白色的墓碑和装着战友尸体的绿色塑料袋不时在沈伟光脑海中闪回,撞击着他的情感。《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沈伟光在想,如果这是真理,那这条真理太可怕。显然,有人类社会,就会有政治,就会少不了政治继续的必然产物:战争。既然如此无奈,那么,能不能有一种稍微文明点的战争呢?比如把一种新型战争,控制在信息范围内,在无声的、无形的战场上进行,或者可以用“虚拟战争”和类似“战争锦标赛”的方式,实现交战双方的意志…… 灵感,像一道闪电,穿过墓地的碑林,击中了他的大脑——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战争形态:农业时代,士兵挥舞长矛大刀;工业时代,军人有了飞机大炮;那么,信息时代呢?既然人类走进了信息时代,就必然会有相对应的新的战争形态!沈伟光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叫一声,奔回宿舍,稿纸上出现了一连串新的名词:信息斗争、信息战争、信息角逐、信息争夺……信息战!对,就是它——“信息战!” 东方智慧露出了微笑 沈伟光在“信息战”三个字上面重重画了一个圆,圈住了这一智慧的闪光。 他像一匹斜里杀出的黑马,以东方人的智慧和敏锐,凭借有限的资料,参与了有关信息时代的大讨论,而且一下子就抢占了制高点:“信息战——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信息战!” 思路新颖明确,沈伟光十分兴奋。头脑中各种思想的片断,零散的念头,智慧的火花,沉睡的触角,此刻都像是士兵听到了冲锋号令,在重新排队集合,拼命往前冲;又像是滔滔洪峰找到了决口,纷纷倾涌而出。思想在纵横驰骋,碰撞出无数智慧的火花。沈伟光笔下,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名词组合:“信息边疆”、“信息联盟”、“信息工厂”、“信息警察”、“信息化军队”、“信息边界”、“思维战”、“回家打仗”…… 心理学家说,创造性劳动的喜悦,是人的一种高峰体验。那些天,沈伟光实实在在地感受着这种强烈的刺激。“很累,但是感觉很好。”他每时每刻都在亢奋之中…… 笔下的文字是沈伟光的精血,“信息战”理论是他的新生儿。他在充分品味着新生儿诞生前的阵痛和喜悦。 东方智慧露出了微笑。一部22万字的书稿《信息战》完成了。看着厚厚的书稿,沈伟光像个刚刚临盆的产妇,心满意足地疲软在床上。 他雄心勃勃,把书稿投给军队一家出版社,等候佳音。 时机不对,也许太早了。在中国当时的文化氛围下,《信息战》有点“怪胎”的嫌疑,人们不敢接受。但沈伟光不甘心。1987年,他摘其要点,写了篇一万多字的长文,投给《解放军报》。让他得到一些安慰的是,《解放军报》作了折衷处理,以《信息战的崛起》为题,简要报道了他的学术观点。这在当时,也算是破天荒了。“消息”虽然姗姗来迟,却是沈伟光公开传达给社会最早的警报声。 沈伟光的《信息战》书稿在箱底压了整整5年,最后被浙江大学出版社看中。 1990年3月,《信息战》出版了。 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战区,美军有3000台计算机与国内计算机联网;部队跟踪和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分析和查找各种战争需要的资料都使用计算机,几乎没有一项军事活动离得开信息和数据。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实施了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的信息系统为主的计划,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全部制信息权。” 作为人类的一员,沈伟光为这场厮杀而叹息。但作为学者,他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人类战争史上,“信息战”第一次显露了雏形! 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 飞机的发明,使地球变小;而真正使地球变得更小的,是小小的鼠标。 如果说,1985年沈伟光提出“信息战”新观点时,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些想法似乎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那么,十多年后的今天,“信息战”则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成为各自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的重点。 信息战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使得美、俄、西欧以及亚洲的日、韩、印度等国都在深化信息战理论研究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以图全面提高打赢信息战、夺取信息优势的能力,以防止发生“电子珍珠港事件”。 那么,中国呢?中国应该有着什么样的准备?沈伟光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 1995年11月7日,《解放军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沈伟光撰写的《当今世界军事革命的重心》一文,并配发了热情洋溢的编者按。文章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紧接着,沈伟光又写出了一系列呼吁全社会重视信息战、更新国防观念的著作和文章:《制造革命》、《新战争论》、《社会网络化趋势与国家安全观》、《信息战:梦想与现实》等等,引起了社会的思考和讨论。《新华文摘》先后5次全文转载。在“全国首届大学生电脑大赛电视辩论赛”上,沈伟光还特意为其提出一个辩题:“信息战将取代传统的武力战”,以期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中国军方对他的研究也表现出极大热情。近几年来,沈伟光先后到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兰州军区等讲课,推广信息战理论。 看到中国社会对“信息战”的积极反响,沈伟光感到十分欣慰。 笔者向沈伟光提过一个问题:“这是军事学术,‘含金量’又不高,你哪来这份痴情?”沉吟半晌,他说:“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觉得,我有这份责任!”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 “你原来是想设计一种‘文明’战争,现在又要遏制,你不觉得稍稍有点矛盾吗?” “不矛盾,这是认识的深化。我一直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是把双刃剑;现在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得到更大方便的同时,必须警惕更大的灾难。我有种强烈预感:网络的能量还会继续倍增;而网络的破坏,则可以将地球瞬间瘫痪——必须遏制信息战!” 正是基于遏制信息战,沈伟光潜心研究,全力向深层次进击!目前,一部全面阐释更“文明”战争样式的专著——《理想战争》,在沈伟光的笔尖下日臻成熟。沈伟光信心十足:“正像提出信息战受到重视一样,‘理想战争’的观点,也必将被人们接受。因为理想战争是遏制信息战的最佳途径和最理想的替代战争形态。” 走近沈伟光 在办公室,他是个思维缜密、办事严谨的公务员;进入写作状态,他可以半天不吐一个字,三天不出门,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走在大街上,他与普通市民没有两样,扎到人堆里无人会注意到他;朋友相聚,他直率、豪爽的个性“暴露”无遗,神侃起来,让别人半天插不上一句话。 这就是沈伟光。 熟悉他的人,很难把他与一个创造“信息战”理论的未来学家划上等号,因为,他既没有“之乎者也”那般斯文相,也很少有满腹经纶那种学者样,实在起来,他这个杭州人甚至比东北人还“东北味”。不熟悉他而知其名的人,有的早把他划到了大学者行列里去了。几个欧洲记者专程来华寻访,找遍所有的学术团体,均查无音讯,最后只得求助一位中国籍的奥地利老人。一些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慕名向他讨教,按图索骥地找到胡同,找到宿舍楼,愣是打听不到他。 读沈伟光的书是一种享受,绝对不令人枯燥。他热爱写作,9岁开始向报社悄悄投稿,19岁发表文章,26岁提出信息战理论。他的文章从不拘泥格式、体裁,有感而发,体现他的精神和思想。他的学术论文像一篇篇散文那么优美,科幻小说那样给人以畅想。 善于观察、勤于思索,是沈伟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崇尚“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几十年的观察、思考,铸就他今天的成就。信息战只是一个名词,但在今天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冲突,无不显现出它的魔力。15年前,当沈伟光提出“信息战”时,根本无法被人接受,“信息,是什么东西?怎么与战争扯在一起?”“靠信息作战,要军队干什么?”他自己也动摇过,曾经把手稿扔进纸篓里。但几个不眠之夜,他在思维深处沙里淘金:“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如果到太空看地球,到宇宙中考察人类,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了,面临的危机和困难太多太多了。”他决计要设计一种理想战争,转移战争的视线,让战争制造者早日走向坟墓。 沈伟光的开放性思维是惊人的,而这种思维,为他日后的信息战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前线打仗时,他发现平时训练常常忽视的一些科目如“土工作业”、“自救互救”、“埋排雷技术”等,在战场上却必不可少,有些战士还为此付出血的代价。于是他写下了《战友啊,请审示一下自己的本领!》一文,《解放军报》配了编者按发在显著位置,对部队作战和训练指导很大。转业地方不久,小平同志作南巡谈话,他深受感触。他发现当时社会上宁“左”勿右的倾向是一大顽症,便投书《解放日报》,提出《当前反倾向的重点是防止“左”》,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日全文播发,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这是全国最早发表的此类文章。 信息战理论的提出,除了他对战争的痛恨,祈望有一种“文明”的、不流血的新型战争外,更多得益于对国际形势、世界发展长期观察的结果。80年代初,信息化浪潮第一次登陆神州大地,人们也曾激动过,过后,谁又会相信地球能成为一个“小村落”?沈伟光却牢牢盯住了。他坚信:新时代必然伴有新的战争形态出现。他的预测成功了!近年来他针对社会上对战争意识的淡化,专门发表了《未来战争正在向你招手》的文章。并不断告诫人们:“战争不是电子游戏!”面对国际互联网出现的挑战,他提出《信息边界:一个必须关注的战略话题》。经过对信息战15年的研究,他意识到信息战对物质、精神的巨大破坏,“网络的破坏可以瞬间将地球瘫痪”,所以在去年召开的国际信息战论坛上,他发出“为遏制信息战而奋斗”的呐喊。今天他又说,信息战正在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 一个成功的战略家首先是一个未来学家,否则,他所制定的战略怎么可能有前瞻性,又谈何对实践的指导。沈伟光认为,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应该研究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搞信息高速公路,在全球推行信息化建设?比尔·盖茨为什么到中国搞专项工程,让老百姓都去用他那个网络电视?其中虽有积极的一面,但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他还有什么别的企图!难道他们不会用他们控制的网络来实现称霸世界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发展必须从战略上加以把握,多从未来想一想。发展中国家应针对信息技术发达的国家,制定信息战遏制战略,研制关键性武器,把破碎的战略平衡重新建立起来。” 沈伟光理论成果档案 一、提出信息战概念。认为从机械化战争到信息战,不是单纯的作战样式、方式的改变,而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并带来作战指导思想的巨大变化。其要点:战争战略目标的“软化”;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军队的行动取决于制信息权;作战目标的选择以打乱敌方决策程序为主;火力运用从打覆盖面转为“点穴”;指挥体系趋于扁平化;信息战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全民战;谋略的运用更加丰富多彩。随后,又提出“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的重大课题。 二、提出新的战争观。认为“少流血”、“不流血”的战争已经出现,战争的非暴力属性已经被揭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也可能成为非政治群体、甚至个人谋取利益、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手段;“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正在变为“控制敌人,保护自己”,寻求利益平衡点;战争性质已很难用正义或非正义来区分,带有多元的色彩。 三、提出建构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体系。认为军事威胁不只是大兵压境,来自网络威胁同样值得警惕;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应学会利用各种传媒打信息战;网络上的经济打击应引起高度重视;“文化侵略”、“生态侵略”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早在15年前,他就提出“信息边疆”的概念,近几年提出“信息边界”的理论,呼吁建设精神武装,建立信息警察和信息防护部队。 四、提出思维战、领导者战争等理想战争的设想。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无法想像战争先于人类而消亡,但把握、延缓、遏制战争的爆发和升级是可能的。设想把战争局限于“信息”和“思维”的范畴,至多以比试、竞赛、虚拟的方式,甚至带有观赏、警示的作用。 五、提出培养“能够回家打仗”的军事人才。认为信息技术的通用性填补着军与民的鸿沟,信息战模糊了战场与社会的界限。那些电子、计算机、信息工程专家,一旦站在军事战略的高度上观察、思考,就可能成为新的战争舞台上真正的英雄。因此,他一直在筹划建立我国第一个信息战研究所,制定信息战遏制战略,完善信息战理论,培养信息战研究人才;同时在一些军内外高等院校开设课程,普及信息战知识,造就一大批21世纪国防建设的急需人才。

BAE的回答:

“地球”这一概念,有人认为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的,经考证,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应是亚里土多德的老师柏拉图。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从自然哲学的观点上认为,宇宙中最完善的形式是球形,因而人所居住的大地也应该具备最完美的形式,大地只有呈球形才适应“宇宙和谐性”和“数”的要求。 当时柏拉图参加了古希腊的一个学术组织,这个组织将他的研究成果视为组织内部所有,对外严格保密,因此柏拉图的“地球”观很长时间未得到传播。后来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接受了老师的观点,并在观察了月食等大量自然现象的基础上才大胆予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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